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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抗战时期中共对会道门问题的解决
梁家贵（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抗战时期，中国的会道门势力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并对中共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共从各地具体情况出发，并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需要，采取了积极、稳妥、灵活的策略，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本文试对此作一论述，希冀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连连溃败，中国的民间社会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一些封建迷信团体如会门、道门等，依仗其在民间巨大的影响，乘机活跃起来，有的甚至组织武装。据统计，山东、安徽等省的民间武装至1938年已达100万之多☾1☽。这些各色各样的民间武装多属土匪或会道门武装并受到日本侵略者、中国国民党的高度重视。
国民党是刻意利用和操纵会道门的，常利用它们来组织团结群众，破坏中共创建的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各地方组织在暗中策划反共阴谋时，也注意利用和操纵会道门，甚至组织暴动（如山东长清、阳谷就曾发生过黄沙会、忠孝团的暴乱）从而达到反共的政治目的。国民党山东党部在制定的反共计划实施办法中便明确提出了利用、操纵迷信团体的策略：一、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觉中为吾人效死；二、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分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三、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诡称由为该团体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如对道门则称由昆仑、峨眉、珞珈、灵鹫等地，以坚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众头脑简单，如此一行，则莫不为信仰之团体效命致死，而实际则为本党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复将本党训民众之方法秘密融化运用，使其自己虽入钩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六、在进行过程中，应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其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2☽。
日本侵略者也充分认识到会道门的重要作用，并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目的、有计划地培植、利用汉奸会道门为其侵华反共服务：一是创建会道门，这些会门实际上是一种汉奸组织，如道德会、协和会、大同会、新生会等；二是进行改造会道门，把旧有的会门加上伪政治工作（派政工人员）使其质变名不变，如侵占山东的日本特务机关花大力气改造了的安清道义会、一贯道、秘密教、提篮子会、硬拳道、黄沙会等；另外，以“万道归一”的口号企图统一会道门，如将红卍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成为“山东宗教联合会”；1942年，京师普济佛教会为适应东亚和平的需要，在日军的授意下改名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不久在济南组织分会并建立“山东保卫团”协助日军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是利用会道门，这不同于改造，而是相互利用，这些会门更多，如铁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据统计有二十多种。日本侵略者利用会道门主要做下面工作：（1）在沦陷区，以会道门形式组织群众，提出“保家防匪”的口号，阻止八路军深入其占领区活动，如在“治安区模范县”山东峄县，日军强迫当地农民参加红枪会组织，每天晚上都要开讲、练功夫，即使农忙季节也不例外，有时还胁迫他们去峄南抢粮☾3☽。
（2）在边缘区，则以发展会道门作为向抗日根据地封锁或蚕食的先锋队。
（3）在抗日根据地，则利用会道门作特务活动线网之掩护；另外利用中共政策的弱点（如负担重、差务多、站岗放哨多等）组织群众反抗政府，“扫荡”时做内应，或武装暴动，有的则长期埋伏☾4☽。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会道门问题已对中共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能否积极、稳妥地解决这类问题并为抗日所用，成为中共能否顺利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乃至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了团结和争取一切抗日力量，中共对会道门以及与这些团体有关的地方武装便广泛开展了争取、教育工作。1935年底，中共中央及其主力部队到达素以匪祸严重而著称全国的西北地区不久，便着手解决该地区的土匪、会道门问题。此前，中共川陕根据地陕南特委将“神团”改造为游击队，为中共解决会道门问题创造了较为成功的经验。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哥老会等组织的宣言，号召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欢迎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自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5☽。1936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哥老会办事处，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并于同年10月15日在陕西省保安县的马头山成功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也就是“马头山开山堂”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努力下，中国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各党派各界各族团结抗战的局面，为争取、改造土匪、会道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
应该说，中共争取会道门参加抗战的决策并非一开始就为全体中共人士所接受。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他片面夸大“统一战线”的作用，顽固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反对积极发展人民抗日武装。这对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特别是江南新四军力量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深受王明思想影响，曾拒绝批准新四军二支队收编土匪部队☾6☽。当然，这种思想还来自其他方面。中共军事领导人罗荣桓就曾在回忆录中分析道：由于本身的年轻，加上过去长期处于地下党的地位，缺乏执政的经验，对政权的作用认识的不够，因此在政权的领导上也出现了偏差，从而“障碍各种工作的开展”如在争取会道门工作上，突出表现为不敢发动他们，尤其是对于争取反正过来的伪军与收容编制起来的土匪，我们党“对他们的党政工作是异常微弱或者根本没有”因而“往往把他们摆到边缘游击区而获得勒索抢掠的合法地位，这不能不造成我们在严重三角斗争相持的地带上遭到失败”☾7☽。
中共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针对项英等人批评新四军“招兵买马”的言论，说：“有马不好吗？为什么要反对？有人不用，有马不骑，革命能成功吗？”☾8☽
1942年3月中旬，刘少奇在从新四军回延安时，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途经山东，代表中央帮助、指导山东工作。刘少奇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检查纠正了抗战初期不敢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的缺点，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积极壮大人民武装力量。通过对地方武装，尤其是会道门的争取，中共在山东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发展☾9☽。
此外，中共对党内轻视争取会道门武装参加抗日工作的错误思想认识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初，中共党内很多人认为会道门落后，有“迷信仪式”因此，不愿对他们做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为此，中共决定对根据地的全体党员干部普遍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38年1月1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保卫河南》的社论和《怎样处理地方武装》的文章，认为正当“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准备迎接中原会战的时候，正确地处理地方武装，如红枪会、联庄会、民团、土匪等武装力量，是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彭真在《论冀鲁豫红枪会工作》一文中指出，红枪会、大刀会等秘密会社，“不但包括着最大多数的农民，而且拥有极大数量的新式武装，这是一支极雄大的群众抗日武装力量。但如果不善于去团结他们，就会使抗日力量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关于如何对待会道门的迷信仪式和习惯诸问题，他指出：“一切在会门中工作的同志，对于他们迷信的仪式和习惯，必须严格审慎地遵守，须知今天我们在会门中工作的中心问题，是红枪会能否抗日和能否争取他们进入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应把迷信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同时还要了解，我们固然不提倡迷信，但如果违反他们的习俗，是会惹起他们的反对，而被日寇和汉奸利用来反对我们。”☾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