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技巧散论 精彩片段：
正义感和怜悯心
一首成功的乐曲，总有一个优美动听的主旋律，给听众以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怀。但是，如果只有主旋律而没有围绕主旋律的曲调引申和变奏，没有其他声部的音响补充和润色，那么，乐曲的主要曲调也会使人觉得单调贫乏，缺少丰满的立体的音响效果。
一幅杰出的图画，总有它独特的基调色彩，或红的，或黄的，或蓝的，或绿的，或青的，或紫的，甚至是白茫茫的一片雪野；但是，不论画家使用何种基调色彩，也要有其他的色彩加以配合和铺垫，加以对比和烘托，才能构成基调鲜明、色彩丰富的美丽画面。
推理小说史上出现的名侦探形象，如福尔摩斯、波洛、艾勒里奎恩、亚森罗平、梅格雷等，他们在聪明才智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可以这样说，智慧超凡是侦探性格上的“主旋律”和“基调色彩”。
然而，杰出的小说家都知道，写出侦探性格的“主旋律”和“基调色彩”，只不过是完成了侦探性格描写的主体工程，还有许许多多辅助性的设施需要建造。就是说，还必须写出侦探性格的“其他声部”和“其他色彩”，才算完成整个侦探形象的塑造。而正义感、怜悯心、巧诈、幽默、情趣等等，则是侦探性格描写的辅助设施，也就是侦探性格的“其他声部”和“其他色彩”。
如果说智慧超凡使名侦探成为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天神，那么，正义、怜悯、巧诈、幽默、情趣等等品格，则使他们从天界下凡，成为人世间血肉丰满、极富人情味的社会一分子，成为人民群众仿佛看得见摸得着的亲切可爱的良师益友。这也许就是福尔摩斯、波洛等名侦探从诞生迄今仍然活在读者心间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下面，让我们来探索一下，推理小说家们是怎样对他们的侦探人物进行“多声部”“多色彩”、的描写的。
侦探的正义感
在那些著名的小说家笔下，名侦探不仅是智慧的化身，同时也是正义的代表。他们对现实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有强烈的爱憎，有衡量是非的标准，有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因此，他们不完全是国家机器的一个法律符号，一个破案的工具。在侦破案件过程中，他们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一点儿权力，工作上的一点儿方便，以自己独特的办案方式，惩罚社会上的市侩、恶棍和歹徒，为蒙冤受屈的弱者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公益。
在推理小说里，侦探的正义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同情正义的私人报复。侦探在侦查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害者是恶棍，而真正的受害者却是作案人，为了维护正义，这时侦探或隐瞒真相，或提供虚假答案，或宣布退出案子。
在阿加莎的小说里，波洛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侦探。他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对于凶杀案的裁决，充分体现了这位侦探为社会伸张正义的高尚品格。在伊斯坦布尔一加莱的东方快车的头等车厢里，美国绅士雷切特被谋杀，身上被戳了十二刀。波洛正好在这列快车上，受聘介入此案。在追查中，波洛发现被害者是个专干绑架、勒索赎金的恶棍。此人曾在美国绑架一个小女孩，索取了二十万美元的巨款，却交出一具女孩的尸体。女孩的双亲因此悲恸身亡，年轻的保姆受屈跳楼自杀。这起绑架案轰动美国，引起社会极大愤慨。雷切特使用金钱打通各种关节而被宣告无罪，逃出美国，逍遥法外。如今，雷切特遭到应有的下场，被戳死在车厢他的房间里。波洛调查了出事那节车厢的全部十二名乘客和一名列车员，最后得出结论：凶手是列车上十一名乘客和一名列车员。他们都是那被害的小女孩的家族的亲属挚友。这十二个人精心策划，组成一个十二人陪审团，宣判了雷切特的死刑，并亲自充当执刑人。他们先用麻药将他麻昏，而后十二人轮流在他身上戳上一刀，这就是尸体十二刀伤的来由。
结论是精确的。但是，波洛把他们召集起来宣布调查结果时，却提出两个答案供他们选择：第一个答案，雷切特的仇人伪装成列车员，从贝尔格莱德或文科夫戚上车，闯入雷切特房间，用匕首把他戳死，然后在火车开动之前，跳下火车逃走。第二个答案，凶手即前面提到的同一节车厢里的十二名男女。不难想象，受欢迎的是头一个答案，甚至连满腹狐疑的列车主任和验尸医生都极力赞同：等警察到来时，就把第一个答案给他们。
波洛明知第一个答案是违背事实的，为什么却要提供给他们选择呢？这些人既不是他的亲友，也没有给他巨额酬金，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因为这个答案能拯救十二名复仇者免受法律的追究。波洛最后说：“既然已经把我的答案提供给了你们，我就要荣幸地退出这桩案子了。”放走凶手，提供虚假结论，又自觉得“荣幸”，这说明波洛对于正义的私人复仇是默认的，同情的。
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也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侦探。在《怀特西尔宅院的谋杀案》这篇小说里，作者叙述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某银行董事长在他的书房里被枪杀，他的儿子请福尔摩斯前来破案。经过缜密侦查，福尔摩斯发现谋杀董事长的竟是两个女人：一个叫安娜，一个名简，她们是随同丈夫（银行股东）前来作客的。为了弄清作案动机，福尔摩斯私下召见那两对夫妇，向他们挑明：安娜夫人从卧室出来，拉开书房的门，朝坐在圈椅上的董事长脑后开了一枪；但遭枪击之前，董事长已中毒身亡，下毒者就是简太太。两位夫人都供认不讳，并说出各自的作案动机：安娜年轻时曾钟情于董事长，给他写过几封情书，后来发现他是个恶棍，便毅然离开他，嫁给现在这位丈夫。董事长威胁她，要她怂恿丈夫在一个欺骗性的合同书上签字，否则要把她昔日给他的情书交给她丈夫。她被迫铤而走险，向这条恶棍射出了仇恨的子弹。简太太从前在银行当过秘书，董事长伪造一份文件，要她鼓动她丈夫和别人往预先设置好的陷阱里投资，否则就要把她丈夫昔日签署的非法契约公布（伪造的），使她丈夫破产，声誉扫地。她别无选择，便在董事长的酒杯里放了毒。两位夫人说罢，都表示准备承担一切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