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论_第六章 责任和义务-1

第六章 责任和义务-1

在前面的两章中，我讨论了适用于体制的正义原则。现在，我想讨论一下适用于个人的自然责任和义务原则。本章的前两节考察这些原则可能在原始状态中得到选择的原因及其对社会合作的稳定作用。还要简略地讨论约定问题和遵守约定的原则。然而，就大部分而言，我将要研究的是：在宪法范围内，这些原则对政治责任和义务理论具有什么含义。从正义理论的角度看，这似乎是说明这些原则的意义和内容的最好办法。尤其是，对非暴力抵抗这种特例也作了概略的说明，把它同过半数规则问题以及遵守不正义法规的理由联系了起来。为了显示非暴力抵抗对于稳定一个接近正义的民主制度所起的特殊作用，还把非暴力抵抗同诸如良心不服从等其他不遵守方式加以对比。

第51节 赞成自然责任原则的论据

在前面一章（第18－19节）中，我简略地描述了适用于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原则。现在，我必须考虑一下为什么这些原则会在原始状态中得到选择。它们是正当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们规定了我们在体制方面的关系，以及我们怎样相互承担义务。在这些原则得到说明之前，正义即公平观是不完善的。

从正义理论的观点看，最重要的自然责任是拥护并促进正义体制的责任。这种责任有两个组成部分：首先，如果存在正义的体制，而且这些体制对我们又是适用的，我们就应该遵守它们，并对它们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其次，如果不存在正义的体制，我们就应该帮助建立正义的安排，至少在几乎无需我们作出牺牲时应该这样去做。由此可见，如果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正义的，或者说，是像人们在当时情况下合理指望的那样是正义的，那么每个人就都有一种自然责任去做要求他做的事。不管每个人的行动是否出于自愿，是否奉命办事，他都负有义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可能被采用的是这个原则而不是另外某个原则。和体制的情况一样，我们不妨假定各方无法去检定也许可以提出来的所有可能的原则。这许多可能的原则都是不明确的，其中也许不存在任何最佳选择。为了避免这些困难，我再次假定，可以从为数不多的传统的和众所周知的原则中去作出选择。为了加速事情的进展，为了说明问题和进行比较，我这里只打算提一下功利主义的选择办法，从而使论述大大简化。

现在，由于已经采用了适用于体制的原则，选择适用于个人的原则就变得十分简单了。如果同正义的两个原则一起采用，这些可能的选择办法就立即缩小了范围，从而形成了一种关于责任和义务的合乎逻辑的观念。对于确定我们在体制上的联系的那些原则来说，这种限制必然是特别重要的。因此，让我们假定，原始状态中的人在一致同意了正义的两个原则之后，准备把选择功利原则（两种不同情况）作为个人行动准则来考虑。即使这种假定没有任何矛盾，采用功利主义原则也会导致一种不合逻辑的正当观。适用于体制和个人的标准不是相互配合得很好的。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受到正义原则支配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明显。例如，可以考虑一下一个公民决定怎样投票选择政党这种情况，也可以考虑一下一个立法者不知道是否应赞成某项法规这种情况。假定这些人都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成员，而这个社会又已采用了适用于体制的两个正义原则和适用于个人的功利原则。他们应该怎样行动呢？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公民或立法者，一个人似乎应该拥护最符合正义的两个原则的那个党，赞成最符合正义的两个原则的那个法规，这就是说，他应该根据这一点来投票，并大力劝说别人也这样做，等等。体制的存在影响着个人的符合公认规则的某些行动模式。因此，适用于体制的原则影响着在体制安排中占有位置的个人的行动。但是，这些人也必须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受功利原则支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个政党的胜利或某项法规的通过极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满足的净差额（或平均值），那么这个有理性的公民或立法者就应该拥护这个政党或这项法规。选择功利原则作为适用于个人的标准，最终不免南辕北辙。为了避免这种矛盾，必须选择一种可以与正义的两个原则适当配合的原则，至少当个人在体制中占有位置时必须这样做。只有在非体制的情况下，功利主义观点才能与已经达成的协议相一致。虽然功利原则可能在某些经过适当限制的情况下占有某种地位，但它已不能被用来作为对责任和义务的一般说明。

因此，最简便易行的事就是利用正义的两个原则，把它们看作是适用于个人的正当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把正义的自然责任规定为对符合这些原则的安排给予支持和促进的责任；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同运用于体制的标准相一致的原则。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原始状态中的各方提出要求，对正义体制的遵守要以他们的某些自愿行动为条件，例如，以他们业已承认这些安排的好处为条件，或以他们业已约定或同意遵守这些安排为条件，那么他们是否能做得更好？一个带有这种条件的原则，立即变得似乎更符合着重自由承诺和保护自由权的契约概念。但事实上，这种附带条件可能会一无所获。从正义的两个原则的词汇序列看，平等自由权的全面补充已经有了保证。这方面的任何进一步保证都是不必要的。此外，各方也完全有理由去保证正义体制的稳定性，而这样做的最简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接受这个拥护并遵守正义体制的条件，而不管一个人的行动是否出于自愿。

重温一下我门前面关于公共善的讨论（第42节），可以使这些评论变得更加有力。我们曾经指出，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一般说来，公民都有某种实际的正义感，公众对于这一点的知识，是一项十分巨大的社会资产。这种知识对正义的社会安排往往起了稳定的作用。即使在解决了孤立决定问题并且存在产生公共善的合理的大规模安排的情况下，也仍然有两种导致不稳定的倾向。从利己的观点看，每个人总是想要逃避自己的应尽责任。反正他已从公共善中得到了好处；即使他用来纳税的美元的边际社会价值大大高于他用于自身花费的边际美元的价值，其中也只有很小一部分有助于提高他自己的利益。由于自私自利而产生的这些倾向，导致了第一种不稳定情况。但是，即使有了某种正义感，人们之所以有可能遵守某种合作事业是由于他们相信别人也会尽自己的责任。既然如此，如果公民们相信或有理由怀疑别人不在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他们也可能想要逃避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由于担心别人的信义而产生的这些倾向，导致了第二种不稳定情况。如果一方遵守规则而另一方并不遵守会导致危险，这种不稳定尤其可能变本加厉。正是这种难处，使裁军协议陷入了困境；考虑到互相担心这种情况，即使正义的人也会身不由己地处于永远敌对的地位。我们已经知道，所谓保证遵守问题就是消除第一种诱惑以保持稳定；而由于这一点是通过公共体制来实现的，所以第二种诱惑也消失了，至少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悄失了。

这些论点的意义在于；把某种义务原则作为我们政治关系的基础，可能会使保证遵守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甚至对正义的宪法，公民也可能不承担义务，除非他们已经承认并准备继续承认这个宪法的好处。而且，这种承认从某种适当的意义上说又必须是自愿的。但什么是适当的意义呢？就我们所出生的并在其中开始我们生活的政治制度来说，很难找到一种似乎合理的说明。即使能够作出这种说明，公民们彼此也许仍然会怀疑他们是否负有这种义务，或者干脆认为自己并不负有这种义务。一切人都对正义的安排负有义务，这个共同的信念会变得不那么坚定，而为了实现稳定，也许有必要更多地依赖统治者的强制力量。但是，没有理由要去冒这样的风险。因此，原始状态中各方的最适当的做法就是承认正义的自然责任。鉴于某种普遍而实际的正义感的价值，重要的是，规定个人责任的原则必须简单明确，必须能够保证正义安排的稳定性。因此，我认为，可能会得到一致同意的是正义的自然责任，而不是功利原则，同时，从正义理论的观点看，这就是对个人提出的基本条件。义务原则虽然符合这种条件，但不是可供选择的替代办法，它只是起了一种补充的作用。

当然，还有别的自然责任。其中的一些自然责任已在前面（第19节）提到过了。比较有益的做法也许不是把它们全都提出来讨论，而是研究其中的几种情况，首先研究一下先前没有提到过的互相尊重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向一个人表示他作为一个道德的主体应该得到的那种尊重，而所谓道德的主体就是指具有某种正义感和关于善的观念的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特征可能只是潜在的，但我这里不打算讨论这种复杂的情况；参见第77节）。互相尊重表现在几个方面：表现在我们愿意从别人的观点，从别人的关于善的观念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情况；也表现在每当别人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时，我们准备说明我们自己行动的理由。

这两个方面是与道德品格的两个方面相一致的。如有必要，应该向有关的那些人说明理由；应该老老实实地说明理由，相信这些理由是正确的，是由考虑了每一个人的善而且彼此都能接受的正义观所规定的。这样，把另一个人当作道德的主体而对其表示尊重，就是要努力按照他的观点来了解他的目标和利益，并向他提出使他能够接受对他的行为进行限制的理由。让我们假定，既然另一个人愿意根据人人都能同意的原则来调整自己的行动，那么他就应该熟悉说明这方面的限制的有关事实，尊重还表现在愿意帮一点小忙，这样做不是由于它们有多少实际价值，而是由于它们恰当地表明了我们了解另一个人的感情和愿望。那么，为什么这种责任会得到承认呢？其原因就在于：尽管原始状态中的各方彼此对对方的利益不感兴趣，但他们知道，他们在社会上需要得到他们的同胞的尊敬来树立对自己的信心。他们的自尊和他们对自己目标系统的价值所抱有的信心，经受不起别人的冷漠，更不用说别人的轻蔑了。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互相尊重的责任得到承认，那么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会得到好处。同保持自我价值意识相比，对自身利益的损害较小。

同样的论证适用于其他的自然责任。例如，可以考虑一下互相帮助的责任。康德认为，并且其他一些人也和他一样认为，提出这种责任的理由，是可能会出现我们需要别人帮助这种情况，因此，不承认这个原则，就是使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帮助。虽然在某种特殊的场合，要求我们去做一些不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事，但总的说来，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在正常情况下的较长时期中可以得到的好处。从每个单独的例子来看，需要帮助的人的所得，远远超过了那些必须帮助他的人的所失，而如果假定做受益者的机会并不比做一个必须向别人提供帮助的人的机会少多少，那么这个原则显然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但这并不是赞成互相帮助的责任的唯一论据，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论据。接受这种责任的充分理由，是它对日常生活质量的无处不在的影响。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我们一旦遇到了困难，可以指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对这一点的普遍认识，其本身就具有巨大价值。即使事情最终证明我们一点也不需要这种帮助，而且我们有时还需要帮助别人，这都没有什么不同。按照狭义的解释，利益的平衡也许无关紧要。衡量这个原则的主要价值，不是看我们得到了多少实际帮助，而是看我们是否对别人的善意感到信任，看我们是否了解我们随时可以得到所需要的帮助。的确，只需想象一下，如果众所周知这种责任被抛弃了，一个社会会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因此，尽管自然责任不是某一个原则的特有情况（我是这样假定的），但是，只要人们考虑一下自然责任所代表的根本态度，同样的理由对许多自然责任无疑也是适用的。一旦我们试图把社会生活描绘成谁都没有要按照这些责任办事的丝毫愿望，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描绘所表明的即使不是对人的蔑视，也可能是对人的冷漠，而这种态度会使我们的自我价值意识不可能存在。我们又一次应该指出，宣传是具有重大作用的。

从任何一种自然责任本身来看，赞成接受这种自然责任的理由都是相当明显的。至少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这些责任何以比根本没有类似的要求更为可取。虽然对这些责任的规定和系统的安排是不合适的，但毫无疑问它们可能会得到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对它们作更详尽的说明，同时也与优先问题有关：如果这些责任彼此发生冲突，或者与义务发生冲突，或者与可能由于职责以外的行动而实现的善发生冲突，怎样才能使它们保持平衡呢？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明显的规则可循。例如，我们不能说，责任在词汇序列上优先于职责以外的行动，或优先于义务。我们也不能为了把事情办妥而简单地利用功利主义原则。对个人的要求常常是互相对抗的，这可能同采用适用于个人的功利标准时的情况几乎一样；而且，我们知道。这种清况由于导致了一种毫不相干的正当观而被排除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甚至不知道是否能够通过提出一些有用的切实可行的规则来系统地予以解决。适用于基本结构的理论实际上似乎更简单一些。既然我们涉及的是对普遍规则的一种全面安排，那么，只要我们采取这种更全面的长远的观点，我们就能够依赖某种总合程序来一笔抹煞特殊情况的复杂因素的意义。因此，我不打算在本书中十分全面地讨论这些优先问题。我所要做的，是在我将要称之为接近正义的制度这种情况下，联系非暴力抵抗和良心不服从来研究几个特例。对这些问题的圆满说明，最多不过是一种开始；但它可以使我们多少了解我们面临的那些障碍，并有助于把我们的直觉判断集中到正确问题上来。

此时指出在其他条件相等时的责任（即所谓明显责任）与经过全面考虑后的责任之间的众所周知的差异，也许是适当的（类似的差异也适用于义务）。这个概念是罗斯提出来的，我们可以以他的概念为主要依据。因此，假定在原始状态中会得到选择的全套原则是已知的，其中可以包括适用于体制和个人的原则，同时，如果这些原则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于完全不同的方面，当然还可以包括权衡这些原则的优先规则。我进一步假定，这种全面的正当观是有限的：它包括数目有限的原则和优先规则。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原则（体制的和个人的美德）是无限的，或无限广泛的，但这种全面的正当观则是大致完备的，就是说，它所不能包括的道德考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次要的。一般地说，可以忽略它们而不致有产生错误的严重危险。由于更加全面地提出了正当观，没有加以说明的那些道德理由的意义就变得微不足道了。不过，还有一个和这种全面的正当观（从规定的意义看，有限的然而又是完备的正当观）差不多的表明其完备性的原则，而且，只要我们愿意，还有一个命令行动者作出一种行动的原则，根据这整套原则（包括优先规则）来合理地判断，这种行动是在他可能作出的所有行动中的一种正当行动（或一种最好的行动）。这里，我设想，优先规则足以解决原则之间的冲突，或至少能够指出正确地确定轻重缓急的方法。除了少数几种情况外，我们显然还不能说明这些规则；但是，既然我们能够作出这些判断，那就说明有用的规则是存在的（除非直觉主义者是正确的，除非仅仅是描述而已）。总之，这整套原则指导我们按照我们能够或应该发现的种种有关的合适理由（由整套原则规定的理由）来行动。

考虑到这些规定，就可知道“其他情况相等”或“从全面考虑”这两个用语（和其他有关说法）表明了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是以这整套原则为基础的。有一种普遍的论点，往往能够在前一事的条件得到实现的情况下，规定我们应该如何行动，但只用一种原则是不能表明这种论点的。相反，一些基本原则挑出了某些道德情况的有关特征，以这些特征为范例，有助于作出某种伦理判断，并为作出这种判断提供理由。正确的判断取决于所有有关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是得到完备的正当观的确认和验证的。如果我们说，从全面考虑，某件事是我们的责任，那就是说，我们自认对事情的这些方面的每个方面都已进行了调查；要不，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或有理由相信）这种比较广泛的调查结果如何。相反，如果我们把某种要求称作其他条件相等时的责任（即所谓的明显责任），我们就是在表明，迄今我们只考虑了某些原则，我们只是在按照较广泛的一系列理由中的次要理由来作出某种判断。我一般不打算指出某件事是一个人在其他条件相等时的责任（或义务）和某件事是一个人在全面考虑后的责任之间的差异。要了解事情的含义，通常可以依靠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