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望张爱玲 精彩片段：
第十八章 永失我爱
第三节
在张爱玲决定归隐的时候，胡兰成却决意复出了。1974年5月，胡兰成应邀赴台湾阳明山文化学院任教，开设《华学、科学与哲学》课程。
这一次，是他按照张爱玲的路线在亦步亦趋——比爱玲来台湾晚了十三年。
这时的张爱玲在台湾热度正高，追崇者众，听说她的前任丈夫在台湾，焉有不好奇之理？于是来访者不断，各有所图，沈登恩与朱西宁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
远景出版公司出版人沈登恩如此回忆自己与胡兰成的第一次见面：“我十分不礼貌地把话题一直环绕着张爱玲，问东问西，胡先生也不以为意，临走前，他从床底下的旅行袋中取出两本书：《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送我，要我看看有没有出版的价值。我连夜读完《今生今世》，第二天一早，即开车上阳明山找胡先生，告以我的想法和出版计划，胡先生十分高兴，但他希望我先印《山河岁月》，再印《今生今世》。”
而朱西宁，素有台湾“首席张迷”之称。原名朱青海，祖籍山东，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后投笔从戎，参加国民党军队，从军之际，随身携一本张爱玲的《传奇》，一有时间就拿来翻翻。他于一九四九年随军来台，一九七二年从台湾“国防部”上校参谋位置上退役，专门从事写作。他的夫人刘慕沙，长女朱天文、次女朱天心、三女朱天衣，也都是作家。一门五口，出版了七十多本书，是不折不扣的“文学世家”、“小说家族”。
朱西宁一直与张爱玲有书信往来，并早在一九七一年即以一个张迷的身份写下洋洋万言的《一朝风月二十八年》，回忆了他与张爱玲二十八年的神交，称她是“民国以来最为杰出的一位大家”，“中国现代小说家的第一人”。然而书中所叙张爱玲近况多是道听途说，比如於梨华、陈少聪等人的转述，因此误会甚多。以致张爱玲见文后特地写了一封信来澄清：“提到我的地方，我一方面感激，有些地方需要解释。向来读到无论什么关于我的话，尽管诧笑，也随去，不过因为是你写的，不得不噜嗦点向你说明。我跟梨华匆匆几面，任何话题她都像蜻蜓点水一样，一语带过，也许容易误解。上次在纽约是住旅馆，公寓式的房间，有灶，便于整天烧咖啡。从来没吃过一只煎蛋当饭。如果吃，也只能吃一只（现在已经不许吃），但是不会不吃素菜甜点心。我最不会撑场面，不过另有一套疙瘩。虽然没有钱，因为怕瘦，吃上不马虎。倒是来加州后，尤其是去年十一月起接连病了大半年，更瘦成一副骨骼。”
——这些，后来都成了研究张爱玲晚年生活状态的重要资料。
朱西宁一直想写张爱玲传，手上惟一资料就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听说胡兰成在台湾，自是欣喜不已，遂去信联络，得到一封回信说：“足下偶有兴来阳明山一玩乎？仆处无电话，但大抵是不出去。”朱西宁遂携妻契女而访。谈话主题自然仍是围绕着张爱玲。一个问得坦荡，一个答得坦白，宾主言谈甚欢，遂成两代之交。
1975年五月，胡兰成旧作《山河岁月》在台湾出版，当月下旬，《中央日报》登出赵滋藩评论文章，率先发起攻击；次日，余光中发表文章《山河岁月话渔樵》，批评胡兰成“一直到今天还不甘忘情于日本，认为美国援助我们要经过日本，而我们未来的方针，还要与日本印度朝鲜援手。胡先生以前做错了一件事，现在非但不深自歉咎。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就此引发了台湾社会对胡兰成的声讨。
不久，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内容不妥”，违反“台湾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予以查禁，并行文台湾各行政机构，清查收缴《山河岁月》；而文化大学亦迫于压力，同年十月取消了与胡兰成的工作合同，惟以华冈教授身份留校，而学生仍抗议不止，呼吁胡某搬出华冈。
胡兰成遂于次年一月返回日本，四月下旬再次来台，然而台湾文化界围剿不断，这暂时“避避风头”的愿望终告失算。院长室更托人捎给他一张便条，说是最近校内外各方对阁下留住本校多有强烈反应，为策本校校誉与阁下安全，建议阁下立自本校园迁出，敬希谅察云云。
1976年4月30日，胡兰成正式辞校迁出，搬去朱西宁家隔壁，做了邻居。
后来朱西宁之女朱天文在《优昙波罗之书》中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