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望张爱玲 精彩片段:
第十八章 永失我爱
第四节
胡兰成与朱家两代人的交往,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与朱天文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朱天文,一九五六年出生于台北,十五、六岁即在文坛崭露头角,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她的小说集《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散文集《花忆前身》,剧本集《悲情城市》,在内地都有出版。然而真正令大陆读者对她耳熟能详的,是由她编剧、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作品,无一部不大红特紫,成为时代经典。
我是为了张爱玲去看胡兰成的,又为了胡兰成去看朱天文,然而却并非为了朱天文看侯孝贤——看侯孝贤还在胡兰成之前呢,是自电影《海上花》开始——那样遥远、安静、华丽、细腻的一部吴语片,被侯孝贤拍得如梦如幻,让人在那两个小时里完全忘记自我,而恍如置身于世纪初华丽异美的长三堂子中。从那以后便迷上了侯孝贤,见碟便买,却没有留意到:侯孝贤与朱天文这两条线竟在这里交集了。《海上花》的编剧,亦是朱天文——难怪!
有人说,侯孝贤是最能坚持个人风格的导演。但是我却认为,侯孝贤的坚持,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缘于朱天文的坚持。与其说朱天文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不如说侯孝贤是朱天文的御用导演。
且看他们的合作年表:1983年,朱天文将自己的获奖小说《小毕的故事》与侯孝贤首次合作,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获第二十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同年《风柜来的人》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奖;《冬冬的暑假》1984获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瑞士罗迦诺国际影展特别推荐奖,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奖;《童年往事》1985年获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第6届夏威夷国际影展评委特别奖、荷兰鹿特丹国际影展非欧美电影最佳作品奖;《恋恋风尘》1987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摄影、最佳音乐奖、葡萄牙特利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尼罗河女儿》1987获意大利都灵第五届国际青年影展影评人特别奖;《悲情城市》1989获意大利第四十六届威尼斯国际影展金狮奖;《戏梦人生》1993获夏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比利时根特国际影展最佳音乐效果奖等;《好男好女》1995年获第三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从作家到编剧这条路也是张爱玲走过的,而朱天文在编剧的路上,无疑比张爱玲走得更远,更成功。
1982年11月27日早晨,朱天文第一次给侯孝贤交剧本,地点是台湾基隆路辛亥路十字路口。朱天文写:
“那天天气转寒,侯先生的长袖衬衫外加了件帆布绿太空背心,上班时间车如流水,他穿过红绿灯走回车子去,太空背心让风一吹鼓成了片扬帆,饱饱的横渡过车流,真是满载了一船才气的!”
这描写多么熟悉,像极了张爱玲写最后一次见胡适。可见那渗入骨髓的影响。
奇怪的是朱天文却从没有试图将张爱玲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海上花》算是擦边,虽与张爱玲有关,却毕竟是韩子云的故事。她父亲朱西宁曾经评价张爱玲为香港电懋编剧的几部电影:“从制片、而导演、而演员,都是那样庸俗得叫人不能忍受的港片,那种从战后中国电影黄金时代往回退化到默片时代还不如的幼稚、低劣,而且纯粹的商品化作风,真的,我是毫无信心,并且害怕把张爱玲的编剧糟踢成不知甚么样子,我是绝不敢去看那种庸才残杀天才的罪行的。”
——也许,便是因为这种过度敬爱引起的畏惧,才使得朱天文禁笔于张爱玲,生怕犯下“庸才残杀天才的罪行”吧?
朱天文自称从十二三岁开始看张爱玲,不但仰慕其文,而且倾心其人,刻意模仿,“单是张爱玲和父亲的通信,我翻来覆去看得差不多会背了”,“我在学张爱玲,学我以为的特立独行,不受规范。”“漫长青春期的尴尬、别扭,拿自己不知怎么好的,似乎都有了张爱玲形象做靠山,故此一味怪去,有正当性,理直气壮得很。”
一九七五年随父亲赴华冈拜访,是她第一次见到胡兰成,也是间接的与张爱玲的一次亲密接触,“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及至真见到了,却有些茫茫的,竟是空白无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