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精彩片段：
第三部分 知识分子的背叛
第九章 对于东方，我们爱莫能助：双重标准和欺骗
我们不需要在基于恐怖还是基于利益的世界之间做出选择，即便后者宣称维护某种精神价值。
——雅克·玛多勒（Jacques Madaule）
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以来，法国的知识分子生活（与那时的其他地方并无二致）渗透着一种道德的双焦点主义，即用不同的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去评判不同的现象。这不应与相对主义混同起来。相对主义者认为绝对的评判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始终如一的相对主义者来说，没法下这样一种定论，即认为一个行动、一种陈述或者一个政治体系无可争辩地就是善的或者恶的、真实的或虚假的、正确的或错误的。它并不阻碍可能的价值判断，也不排除选择相信某种看法或接受某种做法的可能性。相对主义所拒斥的，是任何你的选择或行动基于绝对的和永恒的确定性之上的主张。
因而道德双焦点主义并不是相对主义的——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它有时候是相对主义的，而有时候却不是。它的不连贯来自对双重标准的使用，是对某种规范性的价值的坚决主张与并行地拒绝将同一套标准运用于有选择的案例相结合的产物。比如，《摩登时代》的编者在谈到东方和西方的政治行为时，向来抵制任何“质询的口吻”，正如他们在拒绝“支持克拉夫琴科”时所做的那样，他们本该最符合如下的主张，“在我们看来，质询的口吻在这样一个谈不上清白，也没什么固有的理性统治的世界中，是不合时宜的”。☾1☽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一贯的主张——与此相反，固有的理性（因此是清白的）常常在只对另一边有利的时候才会被提及。
这种双重标准，按照最简单的形式，被当作先天直言命题来使用。一个阵营、一个社会或一种行动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甚至是邪恶的，无论其看似有多美好；另一个则是善的、可欲的，无论其（一时的）不完美甚至无法为现有状况正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原则上说是错误的，因其过去和现在的行为而注定灭亡；因而关于它们，我们的判断是确凿无疑和绝对的。作为对比，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是完美的，属于它的时代即将到来，因而它的现有的状况和行为是借由假想的将来来评估的。除了这一区分以外，这还可以意味着将资本主义（一个历史和经济的体系）和社会主义（一个政治和道德的理念）视作两套具有可比性的度量单位，这种错误加缪犯得不比别人少。☾2☽对种族主义的态度，能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在西方，对种族或者人种的偏见，这种偏见在人权、平等和正义的名义下，必须受到谴责。换句话说，以一种传统的、非相关的东西为依据。但是东欧种族偏见的证据（如反犹主义）却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个样子，因为根据假定，共产主义早已排除了这种偏见的可能性。即使证据是无可争议的，为实现更高的目标，历史强行推进的比赛的沉没成本仍然是可被原谅的。
两大阵营看似都对自由构成了威胁，但是只有其中一个是以所有人的名义、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去这么做的，而非仅仅为了满足“富有的剥削者”的需求。☾3☽当苏联插手东欧事务，目的是为了创造一种主权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反之，同样这么做的美国（例如，通过马歇尔计划）就造成了一种干涉，甚至更糟。出于这个原因，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明显的非正义被纳入了一种特殊的豁免——“当推行政治正义的权威是在同压迫作斗争时，所有这种以被压迫者名义推行的政治正义才是合法的”。☾4☽因而，共产主义无懈可击的动机内接于它的自我定义，否认它的良好意图毫无根据。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不是一个良好意图的超历史载体，而是一种在不平等和非正义方面有熟练经验的现实状况，因而评判它的依据不是意图而是其行为。正如阿隆所指出的那样，萨特坚持认为他或者共产党人都不希望采取镇压的方式，而战俘集中营和其他类似的事物却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要求”集中营，殖民镇压和警察暴力——它们内在于它的本质和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对这类事物的存在，每个人面对不同的对象会有不同的反应。☾5☽在最坏的情况下，当共产党人和资本家都承认和接受那些不可接受的事物的存在时——至少共产党人会承认事实如此，西方人却试图对其加以否认：
可以确定的是，共产党的领袖对政权负责，包括它的优势和劣势；自由主义的资本家则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并不是他们造就了这样的世界。☾6☽
因此，事实如下，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受益人亦如是，因而后者就成了人们归罪前者的证据。资产阶级对其罪恶的无知，即便是出于天真，也构成了异化和某种类型的欺骗。只关心他们自己的行为，“那么，面对相同的现实主义，他们以哪种诚实的标准来指责别人呢”？这是个被普遍接受的看法，埃马纽埃尔·穆尼埃作为此观点的最明确的代言人，使得这种自我撕裂成了一种特质。他也许会问，基于何种权威，西方能够擅自对东方做出评判？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评判？
我们必须祛除这种癌性的西方式的问心无愧，它在过去的两年时间内长成了一种反共的社会防御脓疮，这骇人的问心无愧甚至阻止了任何健康的社会觉醒产生的可能性。☾7☽
一种奇怪的移情，一种“价值的重估”正在上演。它的论据如下：除非自身在道德上问心无愧，否则西方就不应该擅自批评他者的缺点。因为资本主义固有的非正义，以此为根基的西方道德注定无法做到心安理得，因此，所有批评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眼下都被排除了。此外，出自西方的任何批评都是西方自身缺点的表征，因为它指向了资产阶级世界要求消灭异己的愚昧和不负责任。降临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事情越遭，我们就越应该无情地审视其受到侵害时我们的动机——穆尼埃强调，1948年的布拉格政变，“并不能赋予我们炫耀良善的西方道德的权利”。☾8☽对于《精神》杂志的编辑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彻底的谎言充斥的世界”，它要想决定性地宣布斯大林主义的缺陷，是缺乏底气的，无论后者的缺陷有多么令人困扰。在共产主义体制下，事实或被忽视或被篡改，多梅纳克不否认这一点；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事实“在阶级常理和固有的虚假的风气影响下，也许是以一种变形、扭曲了的方式向我们呈现的”。如果它所宣扬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是一个现有的、活生生的谎言，共产主义代表了一个将来的真理，这就赋予后者当前的行动以一种独特的光芒，对来自西方的同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9☽
因而，西方知识分子的任务不是去维护迄今为止的那些同资本阶级相连的价值体系，而是与此相反，去揭示它们的错误，鼓起勇气去否认它们的普世性。这并不意味着调用论据，去为共产党人的行动正名——那是共产党知识分子的任务。讽刺的是，后者并不需要借助一套双重标准，因为他们使用的单一评价体系——共产党的权威——对他们而言就已经是普适且普遍有效了。但是，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并未如此主张。努力保持某种独立性，从共产党的外部对其意识形态框架的参照物进行辩护，他们这样的举动却因此制造了困难，产生了并发症。与共产党知识分子相反的是，并没有什么能阻止独立知识分子认为，斯大林主义缺乏吸引力；他或者她力图证明的只是这一点，斯大林主义所体现的固有目的，使其豁免于类似当代西方所遭受的如此严厉的诟病。并且，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产物（不管他们多具有批判性），他们也没有资格去进行这样一种道德审查。
第二种回应这种事态最新进展的方式是各打五十大板，即认为东方和西方之间具有根本上的可比性和相似性。这是法国至1948年特有的一种看法，但是即使是在冷战开始之后，法国知识界仍然表现出对这一第三种理念的深深怀念，后者被认为是一条两个国际的和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通路。就该点而言，自1932年10月《精神》发表穆尼埃的社论，宣布“我们同时拒斥东方和西方的罪恶”☾10☽之后，这一看法并未取得新的进展。18年后，在其最新一篇文章中，穆尼埃在谈到华盛顿出现的麦卡锡主义时强调，“对霍普金斯和华莱士的指控是莫斯科审判的当下版本”。☾11☽“假意吃惊于”苏维埃和美国案例的相似性，穆尼埃在那些年坚持认为，两个阵营都“心存不良”。美国对法国的保护可用于类比和证明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的合法性？美国占领格陵兰岛，“其步骤类同于苏俄对其领地的占领”；因而相应的是，“《精神》的文章也不是为那些通过塔斯社或者美联社获取历史真相的人准备的”。☾12☽
每当法国左翼文人不得不承认苏维埃的行动中那些站不住脚的部分的时候，他几乎都会加上一个注明了西方盟友罪行的附录。这就好像某些基因被植入了知识分子的编码当中，要求他在每一次为共产主义的行为做辩护时，都能找到一个反例。因而安德烈·兰波在评论佩特科夫事件时这样说道，“如果佩特科夫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这并不会赋予我们抗议‘东方民主’的权利（看看我们本国的正义状况），也不促使我们去支持那些现在正安然隐蔽在纽约的东欧的‘农民’领袖”。同样地，让·加素，即便在拉依克案之后同法共保持了距离，也会坚称他仍然属于共产党人的同盟，跟他们一样，会忧心于美国对法国的控制以及诸如此类的“骇人的危险”。☾13☽《摩登时代》的编者同戴维·鲁塞的差别，并不在于后者揭露了苏联劳改营的存在，而在于他强调了劳改营存在的事实，而非其存在的其他原因。批评各处的镇压总是正确的和适宜的，他们写到，然而，如此批评苏联，就是赦免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罪恶和缺陷——失业、殖民、种族主义以及其他。☾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