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精彩片段：
第四部分 中王国时代
第十四章 欧洲和法国知识分子：权力的责任
在苏联和人民民主政权之下，绘画被有计划地摧毁的那些日子里，你以你的名义表达了对斯大林政权的赞美……你的分量毋庸置疑，你带走了东欧那些不希望屈服于荒谬的人民的希望没人知道来自你的一。个明确的抗议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比如，反对拉依克的审判。如果你的支持能够助长恐怖，你的义愤同样举足轻重。
——切斯瓦夫·米沃什（致巴勃罗·毕加索的公开信，1956）
与“二战”以后法国知识分子享有的特殊身份相伴而来的，是它的特殊责任。这一特权（或者重担）为法国人和外来者所熟知，尽管在描述上会有细微的差别。对于巴黎的文人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责任和权利——为人类代言、对人类的状况发表看法，以及即便是在明显地讨论地域性论题时，也能让人理解。对于外来者，这意味着巴黎所做的选择或是拒绝将会产生一种影响力，并且在远方某处得到回应，它会被远比其他共同体中的读者更加伟大的受众阅读、引证，甚至是错误地引用。这些视角的不对称产生出了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法国人既不受政治约束的限制，又不用顾忌文化的谦逊，这就催生了一整套独特的混合了政治紧迫性和道德微妙性的词汇。战后10年法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不需要为其行为付出什么代价，他们让人联想起一个缺少历史重力的共同体。但是对于他们的读者，尤其是维也纳以东的格外专注的读者而言，他们的每一个词都极有分量。
对于欧洲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来说，法国长久以来就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尽管英国在19世纪是最安全的流放地，为从马克思到科苏特这些落败的反叛者提供了安全的庇护，但法国仍然是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的天然家园。通过住在法国并向法国人民亲述他们的经历，海涅、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马志尼（Mazzini）和赫尔岑（Herzen）那样的文人让他们的事业为更多人所知，并且借由欧洲通用语言的中介，这些事业拥有了某种普遍的意义。法国大革命的特殊重要性赋予了法国中心地位——这是欧洲旧制度业已确定的特点——这是另一个维度，而闪闪发光的19世纪巴黎的雅致，更频添了它的光彩。
也许有人会认为，法国的这一特殊地位会随着德国的崛起、法国的相对衰落（1914年前后）以及欧洲大陆上旧有的帝国核心地带上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受到削弱。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如今各有关切，他们不需要借助巴黎这个舞台就能吸引世界的目光，并且，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视野也可以通过柏林和维也纳得到极大的扩展，巴黎不再是首选之地。然而，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民主在大多数中欧和南欧国家的陨落，人们将关注的视角再一次投向了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它再一次因为众多欧洲的知识分子、政治流亡者和移居者的到来而沸腾起来。对于那些尚未被迫背井离乡的欧洲人来说，法国的文化生活同样明显地充满了诱惑：随着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以及一年以后维也纳的天主教徒的政变，捷克的结构主义者、奥地利的逻辑学家以及德国的美学家很自然地就转向了巴黎，巴黎显然成了某种现代思想的交换所。☾1☽
那些适用于专家的，也同样适用于政客，尤其是那些极左人士。数以千计的年轻的中欧共产党人在巴黎集结，要么直接前往，要么跟随作战的国际纵队在西班牙短暂停留后再前往。安娜·洛松齐（Anna Losonczy）的父亲（匈牙利1956年之后的镇压的牺牲品）在大战前夕返回匈牙利前曾在贝桑松学习过一年。弗拉多·克莱门蒂斯（Vlado Clementis）在战争前夕是努瓦耶尔（靠近朗斯）的法国总工会的活跃分子；阿图尔·伦敦，1952年斯兰斯基案中受牵连的受害者，是数百位通过为西班牙服务参与法国的抵抗运动的捷克、德国和匈牙利共产党人中的一个。拉佐·霍尔多什（Laco Holdos）从佛朗哥的监狱到了法国的拘留所，而后又作为被驱逐出境的反抗者从那里到了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在那以后，他回到了他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共产党的恐怖的牺牲品在那里的监狱里度过了50年代。他的轨迹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但却不是典型的。☾2☽
即便是在西欧的民主重建完成、共产主义在东欧站稳脚跟之后，法国也没有丧失其特殊地位。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的流亡人士，都想方设法来到巴黎，并选择用法国和法国知识分子媒介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讨论他们的处境。事实也的确如此，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持异见的以及被流放的东欧知识分子将会扮演催化剂的角色，刺激和塑形法国对苏联地区的事件的反应。☾3☽只是在四五十年代，他们的影响力无疑是暗淡的，只限于边缘地带，并且明显地被当时的主流文化圈所忽略。☾4☽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好奇的疑问。如果像米沃什、伊利亚德及其同代人那样的文人如此难以就共产党实验的恶意影响问题说服或者影响他们的法国同代人，为何他们还要坚持这么做呢？在英国或者美国，这些人总是不缺少潜在的、更加容易产生共鸣的读者，正如法国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一样。既然他们中很少有人会认真对待来自东欧的声音，那么，为何法国的知识分子总是能够成为偏爱的关注点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抓住欧洲知识分子史的群体生态学中的某些关键部分。当来自波兰或匈牙利的知识分子试图向西方阐明为何文化的生存在他们的国家会如此重要，为何诗或音乐会如此重要以及为何知识分子会同时在其民族文化中如此生死攸关而又易受伤害时，只有在法国，他们才能找到或者有希望找到直接的同情和理解。因而，法国对于东欧知识分子的磁力超越了流亡、抵抗或者拉丁区的手足之情（以罗马尼亚为例）；在巴黎，异见的思想家对周围的环境感到熟悉。故而，很自然地，半个欧洲的知识圈都会受到巴黎文化生活这一发光体的吸引——并且，极为关注他们的发声所得到的回应或者沉默。
法国知识分子对于布拉格、布达佩斯或者华沙的同辈人所遭受的痛苦的普遍漠视是一种特殊疼痛的根源，这不仅是由于接踵而至的忽视和孤立感，而且因为，法国跟别处一样，将一出地方戏搬上了世界性的登记簿，而中东欧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或者非共产党员）自身才刚刚参与其中。这部分欧洲的知识圈形成于战时，同法国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有着类似的紧迫感和热情。外国的占领、抵抗运动和之后的光复都存在着模棱两可性，这一点与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的情况并无二致，并且最初在道德和政治方面对于共产党人的让步，同样也反映了在巴黎或罗马发生的事实（即使不具什么比较的价值）。毕竟，米沃什的“波斯皇帝”（ketman）是波兰人。☾5☽原谅那些不可原谅的，合理化那些无法解释的，以及避开那些令人生厌的事物的能力，由于德国的占领，已经在那部分的欧洲得到了充分的练习，并且在布拉格或者布达佩斯也有这样一些人，在目睹了斯大林的受害者之后选择了自我宽慰，还提出了如萨特、穆尼埃或者布尔代所熟悉的论据。☾6☽然而，在共产主义国家，逮捕、监禁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更糟糕的是，还有一种被用作镇痛剂的想法，用来帮助那些良心不安的人们抚慰他们的记忆。而对于巴黎那些犯下同样错误的人们，这样的借口却无处可寻。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不对称问题。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已熟知法国，就好像他们熟知德国、英国或意大利一样。☾7☽西欧的文化是一种欧洲的文化，西欧的政治史是欧洲大陆历史的主干，而其余部分欧洲的文化和政治纪念物却被遮蔽于视线之外。东欧的知识分子将伏尔泰、狄德罗、巴尔扎克、雨果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更不用提罗伯斯庇尔、布朗基和克列孟梭）看作是他们自身的文化包裹中的一部分；但是反之却从来不是如此，并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8☽其次，东欧在文化和民族上的边缘地位是一个令人不快但可被接受的真相。只要来自维尔纽斯、里沃夫、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的诗人、音乐家、小说家和哲学家能够进入法国的世界，他们就能够原谅巴黎的知识分子未能对他们做出类似回馈的行为。这正是对1945年之后状况的精准描述，法国人关闭了知识分子的边域之城。普遍的知识分子共同体被重新定义，驱逐了那些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包括赞同它的和反对它的。东欧的文人也能理解这一点——正如上述所说，他们自己最开始也禁不住做出了类似的区分。但是他们不能原谅和无法解释的是，法国人并未看到他们——波兰人、捷克人以及其他——现在所明白的一切。对于作为欧洲另一半的东部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遭到了双重驱逐：被共产党人剥夺了自身的民族文化，而后，其所信任的护卫者又禁止其进入欧洲的文化世界。
从此之后，东欧的知识分子在谈到法国或跟法国对话的时候，总是带着怨恨、愤怒、悲伤的调子。其程度正如当年他们执着于努力获得前者的注意那般。这些调调部分可归因于对战前的政治背叛的记忆——爱德华·贝奈斯（Edouard Beneš）在1938年10月就宣布了，“以历史的观点看，我最大的错误便在于对法国效忠”。☾9☽但是从本质上，这大部分还是要归因于米沃什早在1951年在《被禁锢的头脑》中所说的：“受挫的爱”的并发症。正是由于西欧对它的东部邻居的漠然，这种受伤感和痛心的讶异才会产生。米尔恰·伊利亚德在1952年这样写到，难道欧洲没有意识到，她被锯掉了一块肉？“对于……所有这些在欧洲的国家而言，所有这些属于欧洲共同体的人民而言。”这一申诉是说给“欧洲”听的，但其预期的听众明白无疑地就是法国。许多年之后，米兰·昆德拉表达了几乎相同的看法：
长久以来，直至今日，欧洲的中枢神经——巴黎的意义仍不止于法国的首都。遗憾的是一，我认为它是个消失了的世界的无处可觅的首都。
不亚于1/3个世纪以前的米沃什，昆德拉的宣告也是以“许多失望与一点儿剩余的希望”为标志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