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精彩片段：
第三部分 知识分子的背叛
第十一章 我们不能让工人们失望：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我牺牲和有选择的亲和力
一个人加入共产党，可以并非出于对其理念或者方法的认同，而仅仅是因为怀揣着同资产阶级一刀两段、感觉到自身同一个阶级的命运相连接的冲动。
——罗杰·斯蒂芬（Roger Stephane）
据说，小资产阶级是人人都厌恶的阶级。至于知识分子，则是喜好厌恶自身的阶级。自从知识分子这一范畴被广为使用以来，它的自我认同的一大来源就是对消失的渴望（据福楼拜所说，同工人阶级这个范畴一样）。一种外围感、一种处于社会边缘的评论员的感觉已经纠缠了欧洲知识分子约有200年的时间了。自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一旦这个观点扎了根，社会就被划分为有用和无用的阶级这两个部分；知识分子想要自我牺牲，同有用的阶级融合或者为其效力，与进步和历史的方向一致，以及不只了解世界而要改变世界的欲望便成了不可动摇的传统。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持进步主义看法的政治派别最强有力地表达了这种情感；早在斯大林向知识分子灌输要在政党路线面前保持谦卑的观念之前，积极介入和有所依附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就已将同工人运动的联合看作是将自身累赘的身份浸没于大众之中的机会。欧洲社会主义者以及工人运动由来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构想和领导这一明显的悖论，也就变得不那么自相矛盾了。
诚然，知识分子想要同工人为伍的信念，从一开始就是更广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一设想的一部分。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的是饶勒斯而非葛兰西，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必须将工人阶级的关注点当成是自己的观念，这并不是出于自我否定或者利他的立场，而是因为一种直觉的理想主义，使之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阶级的超越无产阶级的兴趣和视野。☾1☽以意大利的具体情况为有力的佐证，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是这个论点的合理推论；到了20世纪早期，这一理路被得到了从圣彼得堡到巴黎的欧洲左派的广泛认同。但是，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下述场合中的明确定位问题，仍然遗留着一个尚待解决的矛盾：为了服从革命运动的有机和集体智慧，他们应该继续维护，还是应该全盘否认最高知识的道德权威？
以法国的状况为例，作为革命者的知识分子和作为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同盟者或附属者的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的张力在两次大战期间变得尤为激烈。一方面，法国的工人领导主义以及明显很受欢迎的（或者至少是民粹主义的）地方政权的共产主义领导意味着，在大体上，法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对于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说既有吸引人的一面，也有令人反感的一面。在激进的或者异见的知识分子圈中，主流的态度是美学和非政治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和一般来说艺术的和文学的革新，是“一战”后那一代人激进和反主流文化的表达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尤其是在1932年之后，孤立的对抗的知识分子的定位变得暧昧不明，他们可能同情法西斯主义，也有可能同情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尼赞（Nizan）尖酸的反资产阶级的愤怒可以引导其走近法共，但是类似的情感却引导许多他的同代人渴求墨索里尼的“无产阶级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利用了知识分子的内疚和弱点，去鼓励他们追随他们的反资产阶级情感，并投身于行动、改变和抛弃。保罗·瓦扬-库蒂里耶（Paul Vaillant-Couturier）以“革命的作家和艺术家联盟”（Association des écrivains et artistes révolutionnaires）的名义向作家以及其他希望“同无产阶级并肩作战”的人号召支持和参与，但是在法西斯运动和政权之下，也有类似对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呼告；前者组织大会和庆祝活动，在其中知识分子可以分享他们对大众的热情和乐观主义，以此同他们自身的文化悲观主义和社会隔离进行对照。但是这两者间存在一个重大的差异。那些为极端主义运动和政权所吸引的激进右派知识分子，也许也会从中寻找他们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但却并不常期望在共同的斗争中丧失他们的特性。与左派相反的是，法西斯知识分子更像是服务于人民和运动的一种雇佣兵，一个先锋护卫，而他或她很有可能跟前者没什么共同之处。这种态度带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受虐情绪——希望嘲弄和摧毁他们身处其中并且也是其产物和受益者的世界。但是相伴而来的，往往还有一种对不同世界的权威、价值和等级的怀念，法西斯群众和他们粗野的领袖也许会促成这些观点的形成，但继承这些观点的也许就不再是他们了。换句话说，法西斯知识分子继续寄希望于知识分子的角色。☾2☽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在这一点上分道扬镳。尽管举例而言，路易·阿拉贡和吕西安·勒巴泰（Lucien Rebatet）之间比他们所承认的更具相似性——两者同样蔑视资产阶级、平庸的道德主义和物质成就——但是区别仍然是明显的。☾3☽像勒巴泰、罗舍尔或巴西拉奇那样的法西斯知识分子如他们所坚持的那样，维持了一种美学和政治意义上的自主性。他们选择成为法西斯主义者，并且在如此选择的同时，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对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一以贯之。然而，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30年代选择支持但并未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在内，被迫隔断了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被历史和必然性裹挟着选择了一个他们所认同的运动，并被要求放弃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将要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也许吸收了法西斯的议题，但是他的政治归属并未给其自身套上一件美学意义上的束身衣。☾4☽相较而言，进步知识分子利用其特长奋笔疾书或大声疾呼，如果不是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至少也要同前者假定的利益和需要相符合。当他们无法这么做的时候，当他们无法从价值尚待确立的无阶级社会中获得审美趣味的时候，他们就会处于一个令人不安的被疏离和隔绝的境地。
选择自我牺牲的进步知识分子有很多种类型。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崇拜实力、“纯洁”和简单的真理，而这些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复杂和矛盾的立场中所缺失，但却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发现的特质。这一现象部分源自20世纪30年代的模糊不清的极端主义（可以注意一下萨特和德里尔之间的相似性，他们都厌恶弱势和软弱——后者对“全身无力和大腹便便”的现代人的不屑呼应于萨特对暴力和行动的渴望），但更多的还要归因于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的形象。即使在批判法共之时，这些持同情态度的评论员仍会向往它之前的坚定——“人们本来会喜欢这个在选战中展示其在德占时期的风貌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纯洁的和坚定的政党（le Parti de la dureté et de la pureté）。”因而，让·福雷斯塔（Jean Foresta）在1947年哀痛于共产党人公开同资本主义社会妥协的行为。☾5☽共产党知识分子自身同样也会指望共产党人（工人）的单纯的实力。为了寻找安德烈·马尔蒂（André Marty）所说的彻底隔绝及其罪恶的不容置疑的证据的说明，安妮·贝斯（Annie Besse）描述了一场紧接着共产党批判昔日英雄的部门会议：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她向她的读者们保证，一个单纯的工人会起身并宣布他不再喜爱马尔蒂这个名字，“在说这些的时候，共产主义工人握紧了他的拳头”。☾6☽
这一场景可笑的矫揉造作与记录和呈现它时的显然的一本正经极好地从两方面说明了进步的工人领导主义的推动力：毫不掩饰的对工人的单纯力量的崇拜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视角的彻底放弃。“纯洁和坚定”，工人和工人的政党具有一种有磁力且无可指摘的感染力。即便在其最具批判性的阶段，萨特也愿意维护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并将其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小资产阶级后进生进行比较——1956年，他写道，匈牙利人至少仍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7☽在这里，直觉上偏好外来文化甚于内生文化的情绪，同一种崇尚弱小鄙夷强大的自我轻视结合在一起。艾吕雅也不能免俗。1948年访问罗马尼亚（一个饱受几十年独裁和战争摧残的贫困和分裂的国家）归来之后，他声称找到了“幸福的暖阳”，而这正是可悲的、阴郁的和灰暗的他的祖国——法国所缺少的。在罗马尼亚，他发现了确信、能量和力量；在法国，只有一种矛盾的倦怠。☾8☽
知识分子通过两种方式同工人们保持一致。首先是将工人阶级视为一个精英共同体，一个“被选中的人群”；无论如何知识分子都不能同其分离，不管外界的诱惑有多大，或者道路有多艰难。这是穆尼埃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有的看法。在评论战后法国的革命前景之时，他提到了早先吉伦特派的失败，并将其归咎于他们与群众“缺乏联系”。缺乏联系并非因为后者在政治上是永远正确的，他写到，也不是由于他们能将某种不可错性传递给所有与他们结盟的人，而在于只有工人才拥有这种政治直觉；没有他们，再好的理念和意图都是徒劳无力的。☾9☽自始至终，他都保持这一看法；两年以后，到1946年，他警告人们脱离无产阶级（那个“行动的精英”）的危险，那将是一个罪恶的举动，会摧毁我们所相信的一切。正如我们需要工人那样，工人也需要我们。“城市建筑师”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的锻造者”。确实，共产党也许表现出的是在进步的思想者和工人之间筑起了壁垒，但这一点是在决不能阻碍进步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必须禁止“允许自身同无产阶级相脱离的行为，仅仅因为某些政府部门拒绝发给我们通行证”。相应地，《精神》在1950年新增了两个栏目：“被践踏者专栏”（Chronique des ecrasés），报道穷人和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无产阶级现状”，任何同“真实的工人世界”有接触的读者都被邀请在杂志上发表他们的看法。☾10☽
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无产阶级结盟的热切的决心并未随着穆尼埃的过世而消失。他的继任者依然执着。1953年1月，正值斯兰斯基案10年之际，共产主义者的不妥协的征兆日益明显，让-玛利·多梅纳克再次重申了他本人及其杂志和读者的立场：“在理论和实践上，在劳工文明到来之时，我们都寻求共享群众的崛起。”☾11☽这是19世纪早期基督教社会主义及其圣西门主义源头的真正呼吁。它跟政党知识分子的立场的区别仅体现于如下重要的一点：对于附属的共产党员来说，政党会成为党员同无产阶级沟通的阻碍这一点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在其他方面，进步知识分子以及他或者她在党内的敌人拥有同样的世界观。在多梅纳克发文后不久，安妮·贝斯也同样对捷克的审批做出了评论，并断言，“我们的人道主义”是站在穷困者和受压迫者一边的，并非用来维护那些咎由自取的人们；不同于斯兰斯基及其同党，“工人是清白的……他们处于代表着世界未来的斗争的中心”。☾12☽
另一种知识分子附庸于工人阶级的方式在于更强烈地暗示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里谈论的并不是同无产阶级结盟而是鼓励他们在敌人面前保持振作，号召知识分子不要“放弃”他们。按照这套说法，知识分子有责任保护和教导脆弱的工人阶级，而非只是单纯地对其顶礼膜拜。这两种方法代表了不同的情感，尽管它们有时是出自一人之手（关于这个主题的很多文章都表现出矛盾和逻辑混乱）。这第二种方式的最佳表述由一个著名的警告构成，“我们不能让比扬古失望”（位于巴黎附近的雷诺工厂所在地），只是萨特并非头一个这么说的人。1946年1月，在一封写给《行动》的信中，穆尼埃放弃了任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因为任何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举动，都会削弱工人的立场，瓦解他们的决心。在他确实尝试性地对共产党人的行为提出了质疑的那些场合里（比如在对保加利亚的佩特科夫的审判和执行过程中），他小心地告诫他的读者，他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因其自身的行动而陷入了道德危机之中，这将危及工人的信仰和期望。所有的政治立场都需要依据工人的需要来进行评判（由下评判的知识分子来确定工人的需要），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或者道德“中立”的观点。正如穆尼埃在1950年概括的那样，“我们拒斥那些忽略蒙特勒伊（巴黎郊区的一个工人聚居区）立场的空想”。隐喻所指的地理位置不同，但是信息所传达的推动力是相同的。☾13☽
这种论证思路存在着某种优越感，一种知识分子“访问贫民窟”的姿态，它在那时也未能逃脱人们的注意。那些年的知识分子同时展示了摆出谦卑和恩人姿态的强大能力，自卑的情结与位高责众的确信感同在。简单的解释，甚至是简单的谎言，单纯的人们都会买账，他们的假象无法经受住严峻真理和坏消息的考验。这并非是一个新的看法——在30年代，罗曼·罗兰会闭口不谈他对苏联的看法，“压抑”诉说的欲望，他只是那样做的许多人中的一员。☾14☽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自我审查是坚定地反对法西斯敌人、维护左派统一战线以对抗真实存在的右派敌人的真诚希望的一部分。它虽然具有一些政治意义，但在道德上却是设想错误的。到了四五十年代，敌人大多数仍然只存在于知识分子的想象之中，拒绝畅所欲言并非出于反法西斯统一体的缘故，而是为了理解力有限的天真的工人着想。对时局变化极为迟钝的保尔·艾吕雅不过是在日丹诺夫及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荒谬性面前明智了一回罢了。然而在其所处的工人阶级街区，他拒绝向他的共产党员同志说出他的疑虑或者他的鄙夷。“可怜的人儿，这将令他们气馁，”他如此向克洛德·罗阿解释，“我们不能让那些正在斗争的人们失望。他们是无法理解的。”☾15☽在某些情况下，这一论证思路似乎失效，有人会提出，也许工人群体有着不同的标准，一些会令知识分子震惊的事实，也许在工人看来会有不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