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精彩片段：
第三部分 知识分子的背叛
第十章 美国堕落了：历史视角下的反美主义
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并不十分为欧洲人所喜爱，尤其法国人……欧洲人憎恨美国，是因为他们憎恨自己。
——克洛德·罗阿
自从西班牙的第一批传教士为他们在新世界遇到的“高贵的野蛮人”的身份问题伤透了脑筋以来，欧洲的思想家就对美洲抱有一种复杂的情绪。☾1☽他们着迷于它的空旷、它的财富、它的白板一块，在这之上，是一个可被重新书写的世界，同时，他们又排斥于它原始的简单、它的新奇、它的十足的现代性。在所有的欧洲人当中，法国人最为激烈地表现出了这种复杂的感情。从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到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他们在美洲发现了在他们自己的社会既定的因袭与惯例中所缺乏的活力、开放和千变万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其他人因为厌恶它粗浅的文化和追求财富及成功的贪婪而对其嗤之以鼻。几乎很少有法国文人会像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那样以一种批判的赞同的眼光，费心研究和分析美国的深层模式和驱动力；但是，他的许多同胞成功了，他们效仿了他在面对美国模型的渴望，而后者预示着模糊不清的未来。☾2☽
到19世纪中叶，在一些法国圈子当中，美国就已经成了脱离现实、令人不安的同义词。在基督教社会主义传统的乌托邦想象的背景下，皮埃尔·比谢（Pierre Buchez）的批判就变得可理解了：“这是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邪恶成了惯常和规则，简言之，这是人类命运的拜金主义。”☾3☽但是即便悲观的、哀悼的论调随处可见，这也是人类历史唯一一个可能的路径，美国对于未来的欧洲而言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警告。更为明显地预言这一点的，是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他在评论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手中改头换面的巴黎城时不无失落地评论道：“这让我想到了那些未来的美国的繁华都市。”☾4☽到该世纪末，这一看法已被写进了教科书——1904年出版的一本手册这样宣称：“美国正在变成世界的物质中心，欧洲的知识分子和道德中心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5☽
如是，现代法国对于美国看法的格局在“一战”前就已经形成了（这离法国文人直接到访并感受美国还有很长的时间）。美国拥有财富，它将很快能积聚力量。因而，它代表着最新兴的世界，它是不羁于传统与禁忌也并不复杂世故的人类事业。作为对照，欧洲已经“老了”，它的丰富性体现于观念、遗产、文化和理解。要么欧洲的未来就是美国（这是对欧洲而言最糟糕的结局），要么为了维护其精神价值，奋起斗争，对抗美国。这些情感在“一战”中得到了加强，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一战”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和经济资源令人生畏的毁灭性力量，使得人们对现代性产生了一种呈指数级增长的恐惧感和迫近感。除此之外，现在人们更有理由将现代性同美国对物质资源的垄断联系在一起；在所有的超级大国中，只有美国在战争的经历当中毫发无损——且国力还得到了加强。对战争的得利方的仇视，使美国如今自然就成为激进意识形态和文化悲观主义的靶子。
然而，“一战”以后，作为现代性、唯物主义和自利的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的“美国”成了更大范围及更为抽象的怀疑的对象——西方——的同义词。在这里，做一下背景介绍是必要的。这怎么也算不上是欧洲知识分子第一次依据他们自己的世界而塑造出一个可疑的、轻蔑的厌恶对象，并寄希望于某个玄妙的他者。在18世纪，对中国及其器物的迷恋席卷了一些西方国家；到了19世纪，许多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受到了“东方主义”的吸引，沉浸于对一知半解的位于地中海东面和南面的神秘国度的赞美之中。☾6☽俄国在那些年中同样也成了一些西方文人好奇的对象。即便对东方的热捧并不一定伴随着对西方遗产的厌弃，但是仍然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即用一种非欧洲的态度来看待欧洲自身。因而19世纪拥护独裁统治的历史学家以一种亲斯拉夫的态度批判了“腐烂的西方”，并受到了西方倾慕者的追捧。然而，到了1917年，西方的自我仇恨的潮流指向了支配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毫无吸引力的并明显不尽如人意的统治形式和社会秩序。偏好斯拉夫灵魂、中国的艺术或者伊斯兰的神学是一回事，想象人类的政治未来在紫禁城之内或者苏丹的一千零一夜之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俄国革命改变了一切。紧随其后的，是土耳其的世俗化运动、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民族主义的崛起、日本作为一个地区强国的出现，还有中国即将发生革命的谣言，这暗示着，如果东方蕴含着一种神秘，那么它代表着未来之谜，并非过去之谜。20世纪的激进分子，即便本身不是共产党人，也在东方的剧变中看到了一个疲惫停滞的欧洲所不具备的活力和希望。在他的第一部意义深远的作品中，25岁的安德烈·马尔罗精准地抓住了时代的情绪，将缺乏优势的西方同曾经代表异域的东方的希望放在一起比较。超现实主义者们同样也陷入了一种对西方的衰落（斯宾格勒意义上的）和即将到来的东方的时代的迷狂之中；在马尔罗的《西方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Ɩ'Occident）一书出版的前一年，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这样说道：“西方世界，你注定要消亡。我们是欧洲的失败者……但愿东方，和你的可怖，最终都能回应我们的呼喊。”☾7☽
在20世纪的非政治时期，战后的那一代迅速沾染了文化激进主义；许多知识分子并不喜好共产主义，他们对东方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理论和美学意义上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东方总是比西方更有精神，也更有希望；至于究竟是什么社会和历史因素造成了东西方的这种差异，仍然是难以琢磨的。30年代末期以及“不服从者”的出现，使得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变得更加明确，那时起，美国这个词就浓缩了西方生活中所有不受欢迎或者令人不安的部分。所有这些批判有其独特的形式，每一个都比前一个要更加极端、更具政治性。
最初是摩登美国，历史的原始先驱者。在许多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的小说、散文和电影中，美国有时候是一种隐喻，有时候则是所有错误的、对现在不详的征兆。在《资产阶级思想的消亡》（这个书名可以代表那些年很多人的心声）一书中，埃马纽埃尔·贝尔（Emmanuel Berl）将美国势力及其影响力的兴起看作是西方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衰落的代名词——“美国在拓展它的疆域，而西方的价值正在走向坟墓”。☾8☽两年以前，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出版了一部关于美国的作品，在其中，他以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所描绘的那个样子来看待美国，所有人都沦为机器，我们的未来都是这副可怕的样子：“我们西方人中的每一个人必须坚定地抵制美国的一切，从家庭到穿着，到他的灵魂。”☾9☽
乍一看，这就像是一种简单的反美主义，贝尔的书似乎也传达了这一点。但是西格弗里德所暗示的是，我们需要审查我们自己的行为。“美国”就是我们，更确切地说，它是部分的我们，预示着威胁过去的所有东西，它的价值和它的精神。这也许听上去很保守，但却清楚地传达着相反的信息。贝尔很年轻，对他的激进直言不讳。罗贝尔·阿隆（Robert Aron）和阿尔诺·当迪厄（Arnaud Dandieu）也是，他们1931年出版的作品《美国癌症》（Le Cancer américain）是批判的双联画的一部分；双联画的另一半是同样发表于1931年的《法兰西民族的衰落》（Décadence de la nation française）。这些文章合在一起，不仅批判了生产主义、匿名性和现代性，也呼唤了一场道德的、几乎是感性的革命，它使得这一代人同国外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同代人如此相似。乔治·迪阿美尔（Georges Duhamel）在1930年发表的《未来生活之景象》（Scènes de la vie future）中，将任何与美国相关的东西都视为特殊性、多样性和深度的崩坏，而这些都曾是西方文化的魅力和美德所在。失去了它们。西方就失去了它的可取之处，且在最浅显的意义上，注定要熟透腐烂，迎来革命。
这些作家中的一些人，尤其是罗贝尔·阿隆和阿尔诺·当迪厄，在“工业化”中看到了现代性的特殊的罪恶，因此就在美国的生产技术中看到了摩登世界赤裸裸的寡廉鲜耻的缩影。确实，这能将他们同那些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区分开来，并将他们更为迅速地同反对革新的政治边缘派联系在一起。法国，同德国或者俄国一样，都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它形成于浪漫主义时期，居于反对工业社会与怀念早先的权威和秩序的形式之间。它的对应物，乌托邦社会主义及其体现在世纪末的田园生活者身上的反资本主义的形形色色的产物，向来影响甚微，亦未被广为接受，且早已完全被扎根于工人的劳工运动的城市社会主义党派所挫败。因而，那些将美国看作是现代大生产和技术下苦难的根源的人，不是暗地里的保守主义者，就是政治上的边缘分子。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代言。甚至是雷蒙·阿隆，在那些年也引述过伯特兰·罗素的断言，即这个时代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反抗工业文明的全人类的斗争。☾10☽
在其他方面显得不合时宜的角色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却恰好契合了这样的背景。尽管他着迷于现代机械，他却将工业社会看作是巨大的精神空虚的根源，一个让人类迷失其中的空间，他们的个体性消失在所有这个时代的主要国家和体系的化整为一的倾向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的纳粹主义、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在他看来都是全然相似的，在许多其他人眼中也是如此；穆尼埃神秘的人格主义也从类似的前提出发。他相信，法国已经染上了工业社会的疾病，一种美国癌症，但仍然有希望和生还的迹象。因此，圣-埃克絮佩里仍有意愿为其而战：“我将反对那些试图将一种风俗强加于他者、一类人凌驾于另一类人、一个人种高于另一个、一种思维方式凌驾于其他所有的思维方式之上的那些人。”☾11☽同英国人一样，许多法国人看到他们的国家为了维护这种个体性、这种自主性，面对现代性和极权主义的猛攻在独自战斗。
然而，到了30年代，反美主义又出现了一个更深层次且尤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版本，它将美国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因而，它不再以反西方或反工业社会为名号，而是举起了现代性的替换选项，如今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东方救赎的希望的大旗。既然共产主义如圣-埃克絮佩里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同“美国”一样都主张一种反个体性和整合化的意识形态和体系，因而那些年它的诉求有着自我限制的特点；因为美国和苏维埃都强调量产和物质转化，所以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两者持同等排斥的态度。但是30年代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没有过多地利用反美的情绪和此类的早在10年前就形成的反西方的情感。它不仅代表着未来（对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而且它还是自1935年以来维护现状不受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影响的主力军。并且，1918年之后，它手中又多了一张王牌，苏联是国际社会中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它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不管它们曾站在哪一方，也是“一战”的战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