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精彩片段：
第三部分 知识分子的背叛
第八章 俄国人民的牺牲：俄国知识分子的现象学
所谓信念，就是去相信理性所不予采信的那些东西。
——伏尔泰
要了解战后知识分子的信仰体系，我们需要领会的是，我们讨论的这一问题的关键不是那个常常与知识分子相关的智性活动——理解，而是信仰。像1945年之后的人们那样回应共产主义的影响，就首先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一定数量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最终导向一种世俗的宗教。但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我们接下来需要追问为什么这样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会认为这样一种信仰体系会比其他的更可信、更有说服力。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揭示那些年知识分子的行为——即便在其最过激的时候，仍然对斯大林主义抱有特殊的偏好——可以从一整套的法国知识分子的行为惯例中找到根源。这些也许被认为是互相重叠的轨迹，其中的每一条都指向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传统的更深处。
我的逻辑前提如下：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想要相信共产主义的意愿和欲望。然后有逐层的论据包裹在这一信念之外，它们来自不久之前共产主义取得的特殊成就。在外层一些的轨道上，我们可以发现某种特殊的论证方式，一种认识论的双重视角，这就使得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系统或者人的术语描述苏维埃行为这一点变得可能；这一论证，虽然对共产主义的案例尤为适用，最初却并非从此而来，它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和哲学的根源与宗旨。这一点对下一个论证层次也成立，在很多场合对现代性和个人主义表示出敌意这一因袭已久的思维习惯，有些时候指的是某种“反美情绪”，这一解读虽然容易产生误导，但却提供了一条捷径。更外层一些但仍属于既定的文化惯例星系中的，还有卓越与自我憎恨的特殊结合，它标明了现代法国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人物的定位，也导致了他们在无产阶级政治面前的矛盾情绪。最后，为上述所有提供它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定锚的是，法国共和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固有成见。在下文中，我将努力逐个展示如上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惯例是如何形塑战后思想的。
所有信仰都包含着否定及肯定。忠实的信徒，当面对与其信仰的要求相矛盾的经验或者逻辑证据的时候，除了否定他或她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或者所想到的以外，没有别的合理的选择。至于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将取决于个体信奉的强度——以及他或她自己理解力的诉求。无论是对于共产主义或者非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有两种形式。在一个简单一些的版本中，它意味着拒绝相信某些已成的事实，某些机构的存在，以及某些人遭受了痛苦或者死亡。对于那些选择与共产党人同进退，并毫无保留地与他们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而言，接受这个版本会相对容易些，因为否定的权威来自顶层。然而自主的知识分子，进步的和热爱共产主义的那些，不会指望将政党作为他们自身看法的权威来源，因而不得不自己建立一套否定机制。但根本上说，在其他方面，两者在过程上并无二致。从50年代早期萨特的原话中可以找到其最激烈的形式：“我找过，但却没有发现过去30年俄国侵略性冲动的任何证据。”10年之后，他的同伴仍然没能在克拉夫琴科（或者库斯勒）的著作中发现任何真理性的或者有趣的东西——“他们只是在讲故事”。☾1☽
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萨特和德·波伏瓦已不再是一般舆论的可靠引领者。更典型的，也许是一些人对早先发生的李森科事件的反应。这是一个乍看之下非常清楚的事件，甚至大多数亲共的西方科学家都不愿无条件相信苏联宣称的基因科学的新突破。《精神》，和同时代的其他杂志一样，在1948年大幅报道了李森科事件。在12月的刊物上，许多常规栏目的作者都对这一事件做出了评价。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这些文章的奇怪之处在于，它们尤其愿意给李森科的理论（有时被叫作Mitchourinisme）以将信将疑的空间。举例而言，菲利普·萨邦（Philippe Sabant）不仅坚称苏联的农业早已受益于一种严肃的科学（他以突破性的牛奶增产、抗风化的小麦等其他发现为例），而且也表明难以想象苏维埃中央委员会这一如此威严的主体会采信这样一套理论，在前者的科学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之时。整个经济都已受益于此：
斯大林会将对教条的考量置于经济利益之上？谁能够相信中央委员会会在缺乏可信的证据的前提下，置现有的农业研究机构于不顾？☾2☽
比其撰稿人同行更谨慎一些的穆尼埃，仅限于认为李森科的观点看似是违背常理的和非科学的，并加上了一个限制性条款：将来的某一天，它们也许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有什么能力去评判呢？并且，为什么我们应该以一种站在它们立场上的姿态毫不犹豫地反对它们？“事情也许是那样的，在苏联精确的发现面前，摩根的理论和经典遗传学正在扮演一个教条主义和拖后腿的角色。”☾3☽
甚至（尤其是）在证据面前，仍然期望赋予斯大林能够从各种可能的质疑中获益的想法建立于一套复杂的抽象前提之上。在共产党人的手中，它们以集体的“辩证”论理的方式出现。如果科斯托夫承认有罪，那么他就是有罪的。如果他否认（如他所试图做得那样），那也就证明了审判不是受操控的，因而他就是有罪的。同样地，食物定量配给在法国是一种限制，在波兰则是受欢迎。☾4☽如果共产党掌握政权，那么就跟人民掌握政权一样。如果人民掌权，他们必然是快乐的——因此，保尔·艾吕雅1949年游历匈牙利归来之后写道：“如果人民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主人，光凭这一点，就能确保在几年之内，快乐将会成为最高法，照亮每日的地平线。”☾5☽非共产党人通常不会追求艾吕雅式的抒情诗体，也不会对德桑蒂的纯粹的审查感兴趣，但是他们会从相似的论点出发从外部进行论证。梅洛-庞蒂和萨特通过反向运用证据来避免对揭示出来的苏联集中营问题进行解释：共产党人对存在集中营的怀疑，恰恰证明了他们希望相信人性之善的愿望；因而他们从本质上区别于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体制下也存在集中营），我们应该继续遥遥地支持他们。让·博弗雷（Jean Beaufret）（据克洛德·罗阿所言），拒绝对苏联有所“评论”，这部分是因为“缺乏证据”，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仍然缺少一种苏联的现象学”。☾6☽
博弗雷这么认为多少有些对其同代人不公。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萨特就已经在着手建立这样一种“现象学”。1954年，他宣称，苏维埃公民享有批评政府的绝对权利。但仅仅因为他不能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方式去看待时势，就认为他被迫保持沉默，这一点是错误的。“事实并非如此。比起我们，他的批评更为频繁且更有效率。”他想要为苏联说些好话，在其1954年首次访苏归来之后（为了区别于之前访苏的纪德），萨特不仅将共产党的宣传化作了自己的想法，而且还给予它们某种夸大的扭曲。苏联由个体的“新人”构成，甚至是少许的缺陷（比如糟糕的公共建筑），在萨特眼中也能转变成优势：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地铁站的过于冗余是可以理解的，他说，因为每一个乘客都是它的主人，他们试图向所有人炫耀和分享这种占有。“在他看来，”如西蒙娜·德·波伏瓦赞许道，“苏联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困扰我们的孤独问题。”☾7☽雅克·阿梅尔（Jacques Armel）早在三年前就在《观察家》中提出，他认为言论自由的丧失，“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正标志着无产阶级的兴起和真正的文化的自由的实现。☾8☽
因而博弗雷错了。他和他的同代人确实已经建立了一种“苏维埃革命的现象学”，只是后者建立于一个不同寻常的前提之上：观察者的自我消失。一个人想要为共产主义编造一个理由，必须首先破坏自身的智力权力。有关集中营、流放和审判等的证据必须被搁置一旁，或者被放在某种道德的次要位置。如穆尼埃所表达的那样，“我希望这些故事变成假的”。☾9☽这对知识分子而言是耻辱的，它解释了当他们最终放弃努力时所能明显感到的释然。回顾往事，我们可以发现，法共党内知识分子的状况总是更加服从和可怜的，但是在那时，这一点并不是那么清晰。信奉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许行礼如仪，也说或者写一些最滑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但是他或她有来自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宽慰。像朱利安·班达那样的形式上不附属于任何组织的作家，长久以来被认为是自由思想者的那些人，在被驱使做出类似的举动之时，却得不到出于同志之爱的安慰。因而，1949年，当班达和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同坐在全国医疗保险互助会（Mutualité）的讲台上的时候，这个法共领导人煽动起了在场民众对拉依克及其同犯的极大愤怒，班达却显出一副可怜相。他不得不宣称，“共和国必须捍卫自身”（德雷福斯再次出场），他曾是一个“服从型的知识分子”。只是谁又不是呢？萨特、韦科尔、穆尼埃、布尔代和许多其他人无一例外，即便他们不遗余力地宣布他们的自主性。☾10☽
消化这样一种现状需要大剂量的无邪和超脱。为了能够像让-玛利·多梅纳克那样，写出类似“我们将永远与共产党同行，对它所具有的‘对正义的真诚的爱’抱有绝对的信念”这样的句子，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消化系统，强大到足以克服最令人痛苦的“信仰危机”。到1953年，多梅纳克和他的同辈人不得不正视大量摧毁性的证据，无一不在对抗共产党人宣扬的“真诚爱着的”正义。我们都很熟悉“权力欲”这个概念。为了颂扬知识分子在那些年的状况，更困难的但却更为急迫的却是“无视的意愿”。但是要想去赞赏这样一个除了不利自身的证据外，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其他东西的体制，只能设想一个最强大的和最苛求的动机。就像一个受虐的妻子，非党的左派知识分子只能不断地回到其折磨者的身边，告诉自己良知的警察“他的本意是好的”，“他有他的理由”，以及无论如何，“我都爱他”。如同一个暴力的丈夫，共产主义继续从其受害者由最初的迷恋中衍生出来的信仰中获利。穆尼埃在1946年写到，如果它对我们有种魔力的话，那么必定是因为在其中有某种鲜活的东西，持续吸引着我们的心灵。☾11☽
这里的“某种东西”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后者，如阿隆所指出的那样，对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罕有直接的影响。那个时候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按照多梅纳克的原话，“墨守陈规的唯物主义者”，并且真正的信仰者更多地属于那些党派之中的“落魄的知识分子”。☾12☽例外存在于党派之外，像少数的托派分子，不然就是像亨利·勒菲弗尔这样在党内外都没什么影响力的党内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流行起来的历史的斯大林主义和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分，早在几十年前就在体制外存在了；但是区别在于，那时几乎没什么人会持续关注这一微妙的区分。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他经历过共产党政体的人，试图以某种方式用自己的专业去迎合官方的教条，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使之指导他们的工作。马克思被当作一个信证，却没有得到认真研究；进步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一些党员）告诉他们自己，同苏联结盟源自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出于其与众不同的和自主的动机——“进步主义意味着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共产主义的主张，即就好像这是从独立的反思中自动生成的想法一样”。☾13☽共产主义的魅力在于它吸引人们的能力，这是一种感情上更令人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