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精彩片段：
第四部分 中王国时代
第十三章 上帝的功绩通过法兰克人显现：法国知识分子的法国性
并不是说我们这里的傻瓜会比别处的少。我只是相信，我们这里的傻瓜会比别的国家的更为明智。说句不中听的话，在法国，我们呼吸的空气都是带有批判性的。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本书所描述的状况和态度尤其具有法国特色。战后那些年的巴黎知识分子史，知识分子们在斯大林主义面前的集体近视，代表了明显且独特的法国史。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在哪种程度下我们可以说它就是法国所特有的呢？根据我上述的1945年之后的知识分子共同体的状况，那些有助于确定战后政治介入的历史的、依情况而定的、个人的因素都根植于法国地方性的经验；但是其中有一些经验也是别的国家和文化中共有的。“一战”对自由社会造成的影响、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吸引力、30年代的幻象和醒悟、“二战”、德占时期、抵抗运动、肃清运动以及“冷战”构成了现代欧洲史的一部分，标志着各处的男人和女人们的记忆和行为。战后欧洲斯大林主义造成的道德和政治的困境波及了所有土地上的知识分子。
除此之外，以一种奇怪的和伦理上不自洽的方式对这些困境做出回应的能力也绝非只有法国的知识分子具备。一些如此受尊敬的自由文化中的居民，如萧伯纳或者英国历史学家柯尔（G. D. H. Cole）都写过为苏联辩护的最糟糕的胡话。萧伯纳宣称说，苏联的工人热爱他们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者，热爱那些夜以继日工作的同志，而英国的无产阶级却反对在他们的工厂中开展这样的活动；柯尔在一本发表于1941年的小册子中早就说过，无力在战争中保护自身的主权国家就没有存在的权利。他说，让希特勒统治所有的中东欧地区会比在当地重建一些小的民族国家要更好；但是最好的方式无疑是允许胜利的战后苏联吞并波兰、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1☽在两次大战的那些亲共接班人中，另有一个英国人阿诺德·凯特尔（Arnold Kettle）在1958年的《曼彻斯特卫报》中提到了苏维埃的文化管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差异在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领袖承担了全部责任的压力……责任包含了错误和滥用；但比起不负责任，这却是一种更高级的、更人道的态度”。☾2☽萨特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却说得更加动听。
大西洋另一边的激进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比如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曾不遗余力地为布拉格的审判秀解释和辩护；他将苏维埃阵营的“暴力的反犹主义”描述为悲剧却不可避免的，且因为美国的行为可被证明是正确的；斯威齐及其同僚甚至还尝试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暴力做一个定量分析，从中他们得出结论，苏联和人民民主是更为高等的。☾3☽在英美知识分子当中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坚信，即他们对共产主义行径的厌恶是他们自身优越地位的结果。他们也许不希望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生活，但是他们愿意相信这是他们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结果，并非由于共产主义的缺点。这一看法在30年代极为普遍，但直到1977年仍有人提及。因而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如此看待后斯大林时期的共产主义生活的符咒：
戴着人类面具的社会主义仍然是我的理想一。在这样个体制下生活会要求人们做出极大的调整，但是我如此兴奋地希望，人们愿意牺牲已经习以为常的舒适的生活。我认为，这一令人兴奋的事物会使得一切都变得不一样。☾4☽
无论还能找出什么法国所特有的现象，我们都能从中推导出，愚蠢是普遍的。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同问题一样重要的是，人们表达它们的方式，如此表达的人数以及那些人在其共同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这一点上，法国状况的特殊性则显现出来了，因为它们得自战后法国的大环境以及一些法国知识分子久已有之的特征。
从18世纪以来，法国知识分子（用一个方便的过时表达）就表现出了一些特质。本书并不打算涉及细节，去谈论这些特质的传统的可能性及其现代阐释；我们的主旨就是告诉读者，它们被认为是广泛存在的。国外的尤其是英国的观察家，特别喜好嘲弄法国；1780年，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如此描述加来海峡以南的同代人，“不管是否了解状况，一个法国人永远都在谈论；一个英国人在没什么好说的时候，总是愿意保持沉默”。同许多18世纪的英国人一样，约翰逊是一个带有恶意的见证人，但是如果他听说过贝亚-路易·德·穆拉尔特（Béat-Louis de Muralt）在半个世纪之前写下的观点，他的偏见也许会有缓和。同约翰逊一样，穆拉尔特也对法国和英国做了一个区分，他说有一个特点尤其能够彰显他的同胞，“不论所言何事，文风在法国总是一桩要紧的事。在别处，表达总是从思想中来的……在这里则正相反；常常是从表达中诞生了思想”。☾5☽
这不止是一句智慧的格言。在法国，修辞和文风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提供了一种无可置疑的散乱无章的权威以塑形思想和观念，而在英国，可比照的例子是，口语和书面语已经融合成了一种丰富但又开放，几乎是无政府的语言。而若将重点放在修辞能力之上，带来的必然是抽象，一种依附于语言和概念却独立于他们想要表达或描述的事物的力量。这样的过程也影响了其他语言——德语，或许还有意大利语；但是法国、法国的观念和法国的语言尤为突出（尤其在18世纪），论述的力量和那些运用它的人的力量借由总体上更加世俗的强大的中央权威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法国知识分子和权势的关系成形于国民生计中无处不在的国家的角色，无论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还是之后，皆是如此。法国的知识分子启蒙运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多半一边倒的对话，一边是哲学家、记者和其他人，另一边是王权。作为替代教会同世俗权威抗衡的力量，作家和其他人通过批评，发现了他们的公共认同；他们自视代表着人民、人类的利益，或者仅仅是代表着一个不愿意倾听或理解的政府的理性。因而，从很早之前开始，法国思想家就习惯了对国家发话，将自己当作后者同其余人类沟通的中介。在大多数欧洲的其他国家当中，除了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维也纳和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柏林这两个局部例外，并不存在一个既足够强大又愿意倾听的最高权力（或者至少允许言论自由的最高权力）。作为天然参照物的英国，权力、机构、政府形式以及法律的问题早些时候就已经得到了解决。英国的“知识分子”互相间进行思想交流，也对正在形成的社会受众进行言说，或者会就某些特殊的议题展开讨论，在这些议题上政府的表现通常会令他们不满。他们从未受制于由其批判现状的立场所确定的公共身份。
与此相对照，法国人被挤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角落。出于他们自身要求改革或变化的要求，他们向国家发话，因为他们与这些问题并不直接相关，故而也没有造成直接的社会或政治威胁。因而，在那个时期，在大革命前的几代人中，法国思想家因袭了一种骄傲于边缘化的习惯，一种自视为精神的反向约束机制的习惯；他们组成了各种思想学派、学院和圈子——当他们的能力不足和徒劳无益愈发彰显的时候，他们的异议就变得更为激进。☾6☽因此，真正的比较不在法国思想家及他们的西方或东欧的同行之间，而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和形成于19世纪的俄国并已经做了必要的变通的知识分子之间。法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都聚集于一个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都城，并受益于一个产生了政治剧变的事件——1789年的大革命，从而，集权化的国家得以保存，并变身成为一个能够更好地回应知识圈的理论和政治关切的对话者。那就意味着，在后革命时期的法国，作为批评者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当局的反对者，亦是政治体系本身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有甚于旧制度时期，那些对国家及其行为持最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如今期盼这个国家能够改造自身和它所统领的社会；如此一来，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争夺权力的意识形态上的通敌者，成了与他们的立场相反的“御用知识分子”。在旧的君主政体之下，文人偶尔还能期盼与国家亦步亦趋，通过某种脑力工作或服务改变他们的孤立和被边缘化的状态，产生一种布里科（Bourricaud）所说的“各式各样的与分发惠赠的权威当局调情的扭捏作态”。☾7☽而如今，同样的“献媚者”从专业服务升格到了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的自我认同的高度；从这样一种关系中，他们所获取的与其说是金钱的报偿，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满足。☾8☽
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稳步政治化的意义及其沉浸于以国家的名义构想计划或者反计划的倾向，在19世纪的头2/3的时间里受到了政权的不稳定性的湮没和拖延。然而，到了第三共和国，职业和经济地位的逐步稳固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赋予的知识分子的行为再次以现代的可被识别的方式重现了，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了大学的某些部门，继承了18世纪的固定年金领取者，组成了“持不同政见的国家雇员”。☾9☽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雷福斯事件是真正的最辉煌的时刻；其意义不在于众所周知地促生了参与的知识分子这一现代理念，而在于它所促成的知识分子选择如何理解这种参与的方式。很多人都会同意埃米尔·杜尔凯姆的看法，即学者和文人有“严格的责任参与公共生活”，他们必须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介入，而非将其行动与著作浪费于满足一时的政治需要或者党派需要。换句话说，他们必须要提供的，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实现正义事业的辅助，或者对共和国的维护者的支持，他们必须提供的还包括一种社会观，一种能够让不完美的现状变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途径。即便对于那些不赞同杜尔凯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的那些人，前者所向往的以完全“整合的”、无冲突世界替代社会失范，将得到充分表述的对立的道德观带入共同体的参与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仍然是非常吸引人的。同杜尔凯姆一样，许多知识分子［不仅仅是那些在社会主义圈子里的，比如饶勒斯或吕西安·埃尔（Lucien Herr）］将当代法国的紧张、纷争和缺陷看作是他们有义务表述的完美和可能世界的偶然性和病态的偏差。他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的醒悟和政治上的转向是众所皆知的（佩吉的例子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但是知识分子介入的方式则已经牢固确立了。☾10☽
这种方式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法国知识分子对他们继承并延续的国家道德仲裁者这一自我赋予的角色的确信（confidence），这是一种拥有同样真切的权威和责任的并行状态。从朱尔·西蒙（Jules Simon）及其“世俗传教士”的观念到让-保罗·萨特及文学作为社会的“主体性”一直处于永久的革命当中，伏尔泰的继承人们明显一如既往地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任务。☾11☽诚然，法国是这种愿望实现的竞技场的一部分，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论他们宣称自己参与地区事务有多深入，在事实上，他们首要关注的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在晚一些的时候，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公开表示震惊于“我们的‘思想家’自视为政府部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家的职业赋予其从业者为人类代言的权利，就好像他们是人类的化身一样。”）☾12☽若结合时代背景，这一主张则显得愈发可信；当代知识分子共同体出现的时候，大革命的发生使得法国成了普世典范，她的经历从而成为欧洲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法国人的身份授予巴黎的文人一种特有的双重认同，因而也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责任。自此之后，他们的边缘化、他们的异议、他们在法国之中选择反叛和抗议的状况恰恰使之提升并成为更高级的、跨国的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并使之得以确立其文化上的重要性（在法国和国外）；从德雷福斯开始，这种法国知识分子的确信使得他们同其他文化中的同辈区分开来。在20世纪30年代，当英国文人在短暂地经历一场类似的牵连、反叛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之时，他们颇为合理地把自己当作了某种程度上的“荣耀的法国知识分子”。☾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