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精彩片段：
第六部分 开展中国问题研究（1953—1971）
第一章 创立研究中心
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办教育是应对麦卡锡主义的最佳方式。我由于在“失去中国”问题上而遭受公开谴责，这促使我决定承担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在朝鲜我们与中国人作战；在麦卡锡时代我们又谴责存在我们当中的所谓阴谋家。然而，所有的努力换来的只有失败，朝鲜并没有统一，也没有在国务院查出共产党分子。因此，如今是我们应该运用知识和理性解决问题来取代暴力和恐惧的时候了。
1954年后，促进美国对华研究也因此成为一项有关国家政策的活动，但这主要是由个人基金会和高等院校具体运作。随着我们在哈佛大学以及其他研究中心继续从事培训和研究工作，毫无疑问，我们这里正在创建这个国家所需的知识体系和大批教师队伍。随后我们的越南战争的经历，这种想法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如今人们对于知识和理性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的未来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放任自流只会自取灭亡。我们注意到曾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种超过百分之九十九如今已经销声匿迹了。
创建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并不是特别困难，慢慢组建自然会水到渠成。到1955年，东亚区域研究领域为期两年的硕士研究生培养项目每年大约可培养14名毕业生。其中一部分人将继续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到1956年，历史与东亚语言方向的联合博士学位申请注册共有26名申请者（1975年则达到70人）。这些人都成为研究人员，他们的论文也可能成为一些有价值的作品，出版成书。1947年，我们出版了年刊《中国研究文丛》（Papers on China），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研究和我主持的清代文献研讨班的一些论文。就这样，我们培训的系统工作自然而然地促进了一系列著作的出版。
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一位代表的支持下，我们组织成立了更加正式的研究中心，同时福特基金会的人士将为我们提供资助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有了资金的支持，我们幸运地聘用了来自匈牙利的亚历克斯·埃克斯坦（Alex Eckstein）博士，他对事业的发展充满了热情和信心。同时，我们还受到卡耐基基金会的资助，进行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在1956年至1973年间，这些科研经费由我的助理弗吉尼亚·布里格斯（Virginia Briggs）夫人负责管理，她还负责东亚区域研究硕士学位课程以及历史与东亚语言联合博士学位课程的财政预算工作。1960年，福特基金会又提供了100万美元的资助，用以从事中国、日本以及朝鲜地区的研究工作，为此我们面对亟须改组机构的需求。
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东亚区域研究硕士培养项目引来了许多在研究院有志于研究东亚问题的低年级学生。而联合博士培养的项目也正在招收博士候选人，但是只有3个而不是4个历史领域要求同时具备汉语和日语两种语言能力。这些新的培养项目显然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其中他们招到的东亚问题研究方向的学生比历史以及东亚语言方向的学生要多，而所有的培养项目都是由我和布里格斯夫人负责管理，地点位于邓斯特大街16号（16 Dunster Street）。
这是一座建于1910年的高档住宅，套房由镶嵌板隔成，一共有五层楼高，位于封闭的院子当中。从精美的铁栅栏和大理石庭院看得出昔日庄严而宏伟的气势。可以在阳台上唱圣诞歌，楼下的人们则可以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以前的书房大小与现在的会议室大小相仿，而以前的卧室大小类似于现在的书房，当然这样浪费空间的情况现在不会持续下去。事实上，邓斯特大街16号的建筑已经有些过时了，让位给当代小屋霍利约克中心（Holyoke Center），当年其设计理念在于保护使用者不受灼热的太阳光照，大概设计师的脑海中始终希望这里能够保持西班牙永恒的夏季吧。
1960年，我们搬进了从前的大使公寓旅馆［Ambassador residential hotel，之后经过重新翻修为阿奇博尔德·卡里·柯立芝大厅（Archibald Cary Coolidge Hall），成为研究中心之一］，这里的浴室充足，以至于每一两个书房就配有一个浴室，于是我们在这里工作15年的时间中一直受益。浴缸为我们提供了存储空间，其他的摆设让人觉得不受限制，十分自由，不会让人感觉像一条流水线那样人挨着人。苏联研究中心和中东研究中心也位于这里，此外，我们还利用补贴开设了一个小食堂，慈祥的布莱克夫人每天都会从家来到食堂为三四十人准备膳食。
1960年的整顿改组，我们听从了埃德·赖绍华的建议，将区域研究系交由东亚语言系管理，因为不管怎么说，东亚语言系的人早已从事语言教学工作了。我们还聘请了一位兼职的管理者，单独负责联合博士培养项目的工作，管理者主要帮助学生联系就业市场，而这些都是博士生必须进行的活动。如此，这使得研究中心不再进行教育工作。从1960年起，研究中心仅仅从事研究工作，但仍然由本来是教师的那些研究人员进行管理。简言之，我们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中首屈一指，不仅连续不断地拥有攻读各个学位的优秀研究人员，同时还是使论文著作变成书的专门机构。研究中心除了为一些研究项目提供资金，其大部分工作还是推动研究院的出版工作。
东亚研究中心里每个人不同的情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另一番有趣的景致。总的来说，研究中心共有大约25位教授属于执行委员会成员。1955年至1975年的20年间，获得至少1000美元的津贴的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共计200人。而另外60人使用我们的地方，但不由我们提供资金。工作人员中超过一半的研究员和津贴获得者出生在美国之外：其中50人出生在中国，35人出生在日本，6人出生在朝鲜，12人出生在亚洲的其他地区，12人出生在欧洲——由此组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部落。撰写论文的高年级研究生也可以利用研究中心的各项资源。在此期间，超过60人获得历史与东亚语言专业的博士学位。与此相比，在哈佛大学其他院系获得东亚研究博士学位的人共计275人左右。由于人员流动，研究中心每年必须在由学校提供的场所中为流动人员增加25到40张桌子。
20世纪50年代末，研究中心开始逐步开展出版项目，到20世纪60年代它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在这幸运的二三十年里，手稿、资金以及管理通通汇集而来。我从不认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仅仅是为了培训。对于现代中国的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我们需要从历史角度思考作为专题论文的基础。关键事件的叙述、内容可靠的传记、思维和体制的研究都迫切需要给我们一个轻易有效的用英文记录的通用信息基础。幸运的是，我们国家的教育恰好能达到这种程度，这为完成博士论文作出了巨大贡献。
出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工作，伊丽莎白·麦克劳德·马西森（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是我们作品产出的一个机密人物。她于1955年至1974年间担任总编辑一职，培训了大量能干的同事协助其工作。在通过她出版研究生的研讨会报告以及书稿的同时，她还帮助研究生们学会如何写作，这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意外收获。
托马斯·J.威尔逊（Thomas J.Wilson）曾担任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1946—1967），他高大威武、友善且充满了奇思妙想。一本具有可读性的新领域手稿总能很快勾起他无穷的想象和热情。我们的东亚研究中心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一个难以拒绝的生意——一系列符合时代需求、亟待出版的手稿，对中国的革命、革命背景和发展作出了解释。与此同时，这些手稿均已编辑过，语言方面的问题也得到了校正。我们的编辑可以核查罗马字母的准确书写，并负责术语以及参考文献的编译工作，包括中文、日文以及其他东亚语言。此外，研究中心还为此提供了抄写员。哈佛大学出版社因此也可以节约成本，不需要越过太平洋就可以获得文学作品。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乾隆皇帝的书就像出版《俄亥俄州的威尼斯堡》一样轻而易举。
托马斯·威尔逊和我都极其重视我们之间的通信，它可以交流感情，又不需要相互客套。后来他受托出版一本收录我的随笔和书评的小选集［《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1967年出版］，当时我送去了一篇“匿名读者”的报告，“将你从麻烦中解救出来”。汤姆把这篇报告发表在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时事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