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精彩片段：
第七部分 渡过难关（1972—1981）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与昔
1941年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49年以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习惯于置身中国，就像置身欧洲一样。《纽约时报》以及其他报刊、电台总会连续不断地将最新的消息带给我们。此外还经常有美国旅客从中国回来。
在1949年后，特别是1950年晚期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敌对区域，因此我们与中国的联系被迫中断。中国官方的声明像给我们吃一餐经过加工的爆米花。25年来，身处遥远的美国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我们只留下了两个印象：其一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记忆，其二则是从其他人眼里看到的有关中国现状的一些表面信息。蒂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所撰写的《纽约时报》式的生动报道被走马观花的旅行报告和导游者去养猪场路上的解说所代替。能够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采访的老资格人物少之又少，埃德加·斯诺获准重访中国，是其中一位。1960年，埃德加·斯诺给了我们一本有关中国调整政策报道的书［《大河彼岸：今日的红色中国》（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但是其大部分内容是对新阶段新人物的介绍，让人觉得晦涩而不容易理解。
对于我和威尔玛来说，1972年重返北京如同毕业40年的同窗聚会。因为我们在了解和欣赏新一代人的面貌的同时，还试图寻找旧日的梦，访问旧日遗址和常去之处。而我们这次之所以能够来到中国，应归功于尼克松总统的惊人而明智之举——实然改变了对华态度。
理查德·尼克松是以反对共产主义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他支持美国对华冷战，支持与台湾结盟。然而1960年后，他开始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真相，于是1968年当选总统时，他希望恢复中美邦交来作为影响莫斯科的强权政治行动。
一旦决心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精心安排并发出了一系列信号，其中主要包括改变冷战的术语表达并修改相关旨在遏制中国的条例规程。1967年或是1968年的某一天，我在从纽约到波士顿的东行列车上很偶然地遇到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当时我们就如何恢复中美邦交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我提到了历史上的朝贡体制，按照这种体制，外国统治者可以以皇朝天子尊贵宾客的身份悠然自得地出现在北京城。（我还记得在北京曾打算与一位地位较高的教授进行联络，当时福开森教授斩钉截铁地向我表示：“你必须亲自去拜访他！”这种规矩是十分严格的。）我绕着弯儿说，毛泽东能够会见任何国家元首，尽管他本人极少出国访问，而美国总统却能毫不费力地前往世界各地。我将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送给了亨利，这篇文章曾于1966年12月发表于《邂逅》（Encounter），题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传统”（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1968年1月我们的专题论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出版后，我也送给他一本。之后在我们的一次交流中，基辛格又回想起了先前的谈话，他含蓄地表示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对于他本人能够独当一面的外交能力我由衷地钦佩，当然这种提法是极其明显的。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拜访周恩来，以及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前访问北京的惊人公告，使整个中国问题重现生机。终于，我们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大的转变。富布莱特参议员特意召开了一次秘密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来庆祝这一自由党观点的胜利，约翰·戴维斯、谢伟思和我列席作证。我很荣幸能够与两位老友一同参加此次听证会，如果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他们的学术生涯由于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而横遭打击，而我的学术地位却因此提高了。我们具有相同的职业身份，命运竟有着如此大的差异！在麦卡锡主义时代，作为外交官员的他们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作为教授的我则仅仅是受到谴责而已，而诸如白修德这样的记者，相对而言，始终没有受到任何攻击。
如今，台湾未来的安全保障成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核心部分。在《纽约时报》1971年8月12日的文艺教育版，我曾发表题为“台北能够与北京和平共处”的文章，论证“在北京主权下实行台北自治”的历史可能性。
我表示：“如果美国停止支持任何一方的话，中国的内战终将逐渐平息。台湾不是一定要成为北京的势不两立的对手，也不是一定要受到大陆的统治……我们应该保持我们对台湾防御支持的承诺，但是其他方面不要试图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稍后，这篇题目不变而内容有所扩充、结尾修改过的文章于1972年2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艺教育版上，比2月28日周恩来与尼克松联合发布的上海公报早了几天。）
在1971年5月13日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发表的政论中，我对于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的力量表示疑虑，并对以公民民主投票的办法裁定民族自决在中国政治思想上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让无知的大众举手表决这种公议办法，永远比不上由学者为统治者出谋献策那样有效。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时，来自北京的现场直播让我们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然而并没有历史学家在现场亲自领悟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历史性转折的重大意义。从电视画面中看到，一排排戴着皮军帽的中国仪仗队矗立在凛冽的寒风中，他们正在飞机跑道上等候着美国宾客的到来，阵势是多么庄严整齐，气势不凡。随后，“空军一号”庞大的机身滑到了画面上端，与炮舰相比更加地有气派。机舱门打开了，“美利坚帝国”的统治者孤单的身影投到了舷梯上，略带迟疑，大概是在想会不会有“第七次危机”（Seventh Crisis）正在下面等着他。不过事实上，前来迎接他的周恩来春风满面，两人紧紧地握手，而1954年在日内瓦，杜勒斯先生却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随后，镜头又回到了中国一方——接受来访者检阅的仪仗队。这样的检阅既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大事。随着摄像机镜头的转换，尼克松单独一人走过长长的仪仗队。他略微向后看了一眼，周恩来在其右侧后方紧紧相随，示意继续向前。在过去数千年间，数百位外国的统治者就是这样步履艰难地走过数英里全副武装的中国仪仗队，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拜见中国的皇帝。而2月21日片刻的阅兵式就好比美利坚总统的纳贡之路，以示对中国“宫廷”的尊重。
1972年2月上海公报的发布标志着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结束，之后我们收到了周恩来发来的访华邀请。但邀请并非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当总理与《纽约时报》的斯科特·赖斯顿（Scotty Reston）谈话时，在提到一些老朋友时也提到了我们，还说，我们应该来中国看看。斯科特·赖斯顿曾前往首都医院（先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阑尾切除手术，为中美友谊关系作出了一定的修补。同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其他人也表示了类似的想法。经过4次邀请后，我也试图作一些间接的回复。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的新任大使黄华联系，请他探问，如果我和威尔玛先到达香港，是否能够进入中国。大约过了一周，在埃德加·斯诺的追思会上，黄华对我说：“你的来访将会受到欢迎，具体可以和九龙的中国旅行社进行联系。”如同旧时广州的中国贸易讲究互相信任一样，只有口头协定，无须书面文件的证明。
在我看来，这种非正式的协议也表明了中国对美国的开放尚处于暂时性的试验阶段。另一方面，周恩来不得不提防“四人帮”，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毛泽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巨大转变最终导致“四人帮”势力的毁灭。发展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将会促进实现现代化的新政策，同时，这一新政策也是周恩来在1975年，作为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贡献宣布的。尽管如此，截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标语仍然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