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精彩片段：
第七部分 渡过难关（1972—1981）
第二章 与俄国人交往失败
从1929年到1979年，在我从事中国近代历史领域研究的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变得十分紧张。在1929年到1945年的第一个16年中，日本逐渐侵入中国并控制了东亚地区和美国在此地的公司。但是从1945年核时代的到来开始，苏联与美国对抗持续了35年之久，紧紧吸引着世界所有政权的关注。当时，反对中国革命的冷战也是时起时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人与朝鲜人、中国人以及越南人针锋相对。然而战争的背后实则隐含着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可能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最耗费资源的冒险行为了。
这是两大民族的对抗，两者有足够的共同点，对于彼此惧怕的原因都十分清楚。从古至今，包括雅典和斯巴达的对抗直到后来法国和德国的斗争，这些长期的敌对关系似乎与内在的文化差异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对双方来说，这些可理解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曾于1960年、1972年以及1977年，在苏联逗留过三次。在接触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的苏联朋友和熟人始终紧盯着美国并且想要赶超美国。（与我初次访问耶鲁大学时的感受有些相像，那里的人也总是提到哈佛大学，不过近年来这种情况逐渐消失了。）
我与苏联接触是在1960年初期开始的，当时哈佛大学招待了列宁格勒大学☾1☽的一个代表团，其中包括一位与我地位相当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叶菲莫夫（G.V.Efimov）教授是一位相当胖的绅士，编写过一些教科书。我们双方对于这次会面都感到十分高兴。哈佛大学在位于昆西街17号的宴会厅设宴款待代表团，那里有我们最华丽的枝形吊灯。之后我邀请叶菲莫夫教授来到我们位于温斯罗普街41号的住所，他注意到了我们摇晃松动的窗户，并表示这些窗户抵不住苏联冬季凛冽的寒风。在威德纳我的书斋里，我向他展示了印刷品，包括人员目录、宣传册、各种出版物等，而这一切可能在他看来都是机密的文件资料。1960年末，当我们访问列宁格勒时，我们还在叶菲莫夫的公寓中一同进餐。
我慷慨赠送书目的行为发挥了作用，1968年，叶菲莫夫的团队成员别列兹尼（L.A.Bereznii）出版了一部厚达261页、有着1000个注释的俄文专著——《美国资产阶级的中国历史编纂学评论：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社会发展问题》（Critique of American Bourgeois Historiography on China: Proble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该著作参考了大量哈佛出版物，特别是我的著作。作者以一定的假设为依据，认为所谓美国的学术自由就是支持我们这些帝国主义者在东亚的渗透，“以此反驳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进程的科学理解”。（我引自我自己的一个摘要，如今已经出版为小册子广泛传播。）别列兹尼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家能够从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性社会规律着手进行研究，经过实证研究而提取结果，以此归纳出特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规律。”这又是将意识形态放到了首位！所有你需要做的就是给事物贴上正确的标签，历史就可以全部弄清楚，甚至还可以预知。
别列兹尼的主要观点是，我们美国的历史学家都是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同时也都在为背离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民族主义进行辩护。他的一些批评也确实值得引人深思。至少，它给我们一种荣誉，将我们的错误看作由错误的思想路线造成的，而并非是一个卑鄙的阴谋。1972年我在列宁格勒见到了别列兹尼，当时他出版了另一部批评性的著作。尽管莫斯科远东研究所（Far East Institute in Moscow）那些冷血的现实主义者嘲讽他过于理论化，但事实上他看起来与世无争，更像是一位哲学家。
1960年，我和威尔玛首次来到莫斯科参加东方学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我们在斯大林风格的多层高楼乌克兰酒店（29层）入住，在这里开始感受到官僚化是如何腐蚀人们的生活的。这里用餐并不是自由供应，整个用餐耽误了几个小时。第一，你需要引起一位服务员注意；第二，由服务员为你排序等候；第三，由服务员为你垫钱排队订餐；第四，由服务员领取收据、食物并交付给我们。我们都觉得效率如此低下的社会根本不会对美国造成什么威胁。Star Market连锁超市的创建者、我们波士顿的同伴穆加（Mugar）表示，他曾向苏联伙食承办商反映，其食物供应缺少活力。
东方学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召开，与会者多达2000人，规模十分宏大。大礼堂顶部装有8盏六层的枝形吊灯，周围还环绕着21盏较小一些的三层枝形吊灯。主办方为我们每个人配备了接收同声英语翻译的耳机设备。在发言者的讲话中，亚洲以及非洲各民族的历史、文学等都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与大礼堂富丽堂皇的装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所有的主题都牵涉到政治，无疑是反知识的行为，只会弄巧成拙。尽管如此，这里的书店倒是有很多中国方面的著作，价格也十分便宜，于是我们回国时带了几十本回去。
最为整个会议添彩的事件是中苏关系破裂显露出来，这种破裂自1958年就已经在扩大，如今这次会议没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代表，这让中苏分裂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苏联政府已经从中国撤回了技术人员，从许多在建工程工地拿走了设计蓝图。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急转弯，而中美恢复邦交可能也会由此开始。历史性的分裂似乎对美国并没有什么影响，美国人对这些重大的消息并无任何思想准备，除去进行冷战的错误之举，似乎还未找出任何解释。一旦你觉得所有事件的发生都隐藏着巨大的阴谋，那么当事情真正发生时你很难认清。
至于对于美国组织委员会来说，会议上让人激愤的一件大事，便是苏联对我们参展的书籍进行审查。在此次美国展出的155本出版物当中，有25本未被允许展出，其中包括我的著作《美国与中国》，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理查德·沃克（Richard L.Walker）的著作以及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对此，我们当然用礼貌但固执的态度提出了抗议。主办方给出的理由是这些书的内容“太过于政治化”。最终争执引来历史学家兼外交官的共产党人士齐赫文斯基（S.Tikhvinskii）出场。经过一番激烈的谈判，这些未被展出的书籍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展出，然而这一切都太迟了，已经不会有太多人看到它们。
在会议上，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在一场中国问题会议上陈述了中国台湾实地调查理论和前景展望的报告，齐赫文斯基立即从拥挤的大厅站起来，用英语对这位社会学家的发言提出了尖刻的批评，称其报告不具有学术性，缺乏事实证明，不值得花时间研究。随后我也站起来猛烈进行反驳：社会学家需要在工作中相互交流；美国的学术界受益于这样的报告；文献记录的并不是全部的情况。事实上，学术会议更应该强调此类报告所起到的良性作用。
我首次与齐赫文斯基相见是在北京，后来在欧洲召开的青年汉学家会议上也碰过面。他是一位机敏的学者，同时也是监管学者的监督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据说与某些机构有着密切的接触（我指的是国家警察）。在莫斯科，他在一家豪华的中国餐厅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不过这里的中国厨师已经被解雇，由俄罗斯厨师代替。在看到主人不加选择地将酱油泼到6道中国菜上时，作为“老北京”的我们对此感到愤怒不已。我向他提到了他在北京上学时的朋友芮玛丽，并告诉他芮玛丽在得知她的书被他评价为“伪造历史”时勃然大怒，因为“伪造”这个词在英语中暗含着说谎的意思，而不仅仅是缺乏根据一说。对我而言，齐赫文斯基似乎一直都是尖酸刻薄并且心狠手辣的人。
1972年，在访问中国之后，我们再次来到莫斯科。这次我们入住国家饭店，依然是斯大林塔式风格的建筑，随后我们又访问了列宁格勒。在这里我给听众——主要是来自各个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作了6场报告，内容包括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著作发展的趋势，并对听众提出的有关中国情况的问题作了回答。
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听众们早已作好接受苏联和美国聚合的思想准备了——技术将我们双方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而在这个新世界里，双方从生存的渴望出发，可找到更多的共同之处。我相信他们本应该像我们一样，获得更为自由的个人表达权利。一些苏联学者可能会默认我的观点，但其他人当然坚持认为美国也会走向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被设想存在于苏联。这样，用所谓的聚合概念非常拙劣地掩盖了基本的论争。一切都是辞令，仅仅允许我们在双方看来共同的地方进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