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精彩片段：
第六部分 开展中国问题研究（1953—1971）
第三章 在世界各地参观与访问
作为开拓者的优势在于，他不仅可以了解该领域的全貌，还可以发现“金矿”并占据最有前景的研究点。对于近代中国的研究，我始终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进行全面理解，似乎想要用一个大网尽可能地将可控范围的领域全部笼罩起来。首先是书籍方面，在威尔玛的帮助下，我整理了几抽屉的参考书目卡片，以及自1936年以来这方面的英文资料，甚至还包括我返回哈佛之前的一些著作。我想了解每一位出版过有关中国研究著作的作者。由于语言学习占去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这项工作也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多亏有中国和日本方面的帮忙，前文提到的各种附有内容介绍的描述性书目的汇编工作才得以完成。
其次，我想了解该领域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于是我不得不奔波于各个集会或研究协会的年会之间，非常忙碌。最终形成了周游全国各地的惯例，包括进行讲座、参观学术中心以及会见各界人士。通常，我会事先安排旅行日程，这样在前往某地的途中，我可以在别处停留来查看我想了解的情况。“要想了解中国，就得四处走走。”我以实际行动表明我能以最小的成本完成这件事。多年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已去过很多地方，并与各地有关人士进行过数百次的谈话。
我到处发表演讲的推动力要归因于一种类似传教士的热情（我注意到赖绍华也有这样的热情），这种情况在美国比其他地方要普遍得多。我猜想，许多持有老派观念的人多少会对这样的行为方式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一定会惊讶，究竟是贪婪还是权力或是狂热盲信的驱使，让我们这样充满干劲。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学术事业创办人固有的热情和抱负，它是伴随资本主义兼并活动而来的那种向外扩张的一种反射。
就我而言，我认为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同事、可能的朋友，我们或许可以为其提供帮助。对那些学术研究水平比我高的学者，我从不吝啬于鼓励和支持。我觉得我们都需要道义上的支持。在这方面，我能够理解小城镇里的那些宣传鼓动家的动机，他们不仅在扶轮社和吉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 Club）集会上发表演讲，同时他们也是美国组织推动力的典范。我们坚信，只有发展才能拯救世界。我不赞成那种僵化的观念，即认为发展确实会造成对我们的首要威胁。多一点总比少一点要好，至少在一个人自己的认识领域里是如此，就算是事情朝糟糕的方向发展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我们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出现更好的组织以及进行更好的合作，在全世界范围内撒下我们的大网。对我而言，出国旅行自然也是实现这一目的一部分。
1952年至1953年，在日本有10个月的时间学习语言和研究文献目录，这对我们这样已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来说，时间相当充裕。在一个日本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小群体中，我们结识了一些好朋友。山本达郎（Tatsuro Yamamoto）是东京大学最具有国际意识的一名教授，同时，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温文尔雅的贵族，精通法语、英语、汉语以及其他多种语言，此外他还是中越问题研究方面的权威，也是国际学术组织的日本代表。1951年至1952年，山本达郎一家来到哈佛大学。此后，我们又在印度意外地遇到了山本达郎本人，当时他正在指导一个日本测量队测量和拍摄印度国内的建筑遗址，其工作的开展如同蚕吃桑叶，有条不紊。1953年，他的夫人山本纯子（Sumiko）帮助我和坂野正高（Banno）完成了有关近代中国的日本著作的参考书目的编译工作。她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从事教学工作，并发表了论述20世纪20年代中国反基督教运动的博士论文。与这些性情文雅的朋友比较，我们觉得自己粗野不堪。
20世纪60年代，我曾环游世界两次，约翰·林德贝克也同样如此。我们都将对中国的研究视为一种全球性的事业，渴望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台湾地区、日本以及苏联，在这方面正在进行的研究情况以及我们之间如何开展合作。
1960年，10岁的劳拉和6岁的霍莉也一同加入我和威尔玛的旅行，这无疑给我们的旅途增添了极大的乐趣，也使我们与当地人接触时要自然和轻松许多。我们首先游览了罗马和雅典，随后我们拜访了英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安东尼·兰伯特（Anthony Lambert）爵士，他是我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时的同学，我们在他那位于索非亚（Sofia）的宽敞的大使馆待了一周时间。而在我和威尔玛首次体验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首都时，兰伯特的两个女儿与我们的女儿就在一起玩耍——街上到处是行走的人以及渴望与我们进行交谈的受到压制的知识分子，即便只是谈论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播放音乐的空当，安东尼和我私下低声交换了一些政治看法，生怕大使馆会装有窃听器。
随后几个星期，我们参观了以色列和印度总统尼赫鲁统治下的新德里，还顺道去了尼泊尔，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举国上下为民族复兴所作的努力。之后我们又在缅甸待了两周时间。美国新闻处（USIS）驻仰光办事处的负责人恒安石（Arthur Hummel，Jr.，恒慕义之子）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我们参观了曼德勒地区（Mandalay），还驱车前往蒲甘（Pagan），参观了那里40多座主要的中世纪佛教遗址，并在大多数的寺庙拍了照。总的来说，这是一次英国式的旅行，那里气候干燥，阳光十分充足。此外，我与当时缅甸的当政者总理吴努（U Nu）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富有理性的交谈，当时的缅甸人民对于工业、冷战甚至旅游业都一无所知，他们生活贫困，排外，完全处于消息闭塞的“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中。相比之下，曼谷、吉隆坡、新加坡、西贡以及香港似乎较为现代化且社会在快速变迁。
位于中国以南的是一些信奉印度教或佛教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学者似乎对冷战无动于衷。让新德里深感忧虑的是，它与革命中的中国历时已久的边界之争，并且在1962年印度军队甚至向中印边境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最终还是被彻底打败。这里除了政府部门的外交官之外，没有任何在汉语方面训练有素的人才，大学也没有开展太多认真的研究工作。缅甸一直有着中国“入侵”的梦魇，在那里只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教员，他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汉语。泰国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虽然他们更直接地处于武力威胁之下。经过这几日在各大首都的游览经历，我发现这些与中国接壤的边界国家对于汉学的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吉隆坡、新加坡以及西贡算是半中国化的城市，但这些地区几乎还未开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研究。马尼拉（Manila）在这方面刚刚起步，只有一位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在耶稣会的支持下从事教学工作。在这些首都城市，我与重要人物有过会面，作了几次讲座，还探望了一些老朋友。而这些老朋友大多都是记者或外交官，是驻外机构或部门中主要的两大类群体。
香港当然是走在最前列的汉学研究中心了，但香港本地的企业和公司不设基金会，因此，尽管香港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条件，但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却也主要依靠纽约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由于某种原因，学者从事诸如社会科学、历史学科等抽象的研究项目是一件难以及时获利的事情，所以没人能决定是否应负担这样无利可图的投资。在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香港分会，我作了主题为“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the USA）的演讲，受到人们的欢迎。其间，我提出历史知识是防止思想狂热的最佳手段，但几乎没有人对这样的提议有所反应，只是在我提到有效的学术激励和攻读学位的候选资格时，才有一些听众表现出一定的关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在香港的6个公共机构作了十几次演讲，同时也结识了很多的朋友。
在我们四人的旅行中，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西贡再次见到我们在华盛顿时的朋友雷正琪（Wolf Ladejinsky）。他阅历丰富为人热情，先后在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以及印度等地进行土地改革，是一位重要的改革者。他和我们的女儿很快成了朋友。事实上，当时他正准备前往南越，担任吴庭艳总统的土地改革顾问，却不知这是麻烦开始的前兆。
1960年的旅行让我们对台湾地区的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相关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们在台北停留了7周时间，住在“国立台湾大学”的一间房子里。此时，重组的国民党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利用10年时间巩固了其统治地位，它致力于土地改革和工业化发展，使人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的志在改革的政权形象。对于这一目标的实行，他们已经具备了种种便利条件。经过1895年至1945年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当时的台湾已建立起稳固的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水力发电、文化教育、公共卫生以及养殖耕种等。尽管如此，日本人在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方面却没有什么建树。1947年，一位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将军（陈仪，福建省主席）镇压了在台北举行的一场抗议国民党军队贪污腐败的示威游行活动，这次游行中有大约1万名台湾当地人遭到屠杀。此后台湾再也没有头面人物与国民党进行对抗了。在1949年，随着蒋介石逃亡台湾的人中有许多珍贵的管理方面的人才。在清正廉洁的陈诚将军任台湾省省长时，他们发动了一场真正的土地改革。他们废除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有利于科学地发展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