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精彩片段：
第七部分 渡过难关（1972—1981）
第四章 结语
1979年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30年隔离状态彻底结束的一年，也是我50年来为成为中国问题专家所作的种种努力的总结之时。显而易见，我尽力向国人展现一些事实的这些年与中美隔绝的这30年大体上是吻合的，尽管这些努力在我与中国接触的最初20年就已经起到成效了。1979年是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给我个人带来了巨大转变。人生重大的变化也标志着我的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1967年5月，100多名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秘密来到我们街区对面的印章协会（Signet Society）为我举行了60大寿的庆宴。当时我们被告知芮沃寿和芮玛丽要邀请我们外出就餐，但是当我们还没走出街区就遇到穿着正式的小詹姆斯·汤姆森（James C.Thomson，Jr.）。当我们走到印章协会时，我看到了来自各地的我以前的学生，让我颇感意外。汤姆森是一位出色的宴会主持人，宴会上大家不仅带来了诸如短剧小品、诗歌朗诵等节目，还有很多的生日礼物。费维恺、罗德·墨菲（Rhoads Murphye）以及芮玛丽共同整理编辑了一部由12篇文章组成的纪念论文集——《中国近代史入门》（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这是一份令人十分惊喜的生日贺礼。这本论文集选取的文章质量很高，题材范围也很广，从引言中不难看出芮玛丽在确定主题（在这里是指我）方面具有敏锐的分析能力。
此次聚集的人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衍生品”，他们是应时而生的一代专家。我能够充当他们的老师和领路人，也仅仅是能感到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能作出的贡献。作为一名学术带头人，要懂得恰到好处地后退，以便看清队伍前进的方向，并起到带头作用。
……反思这一感人事件，我也有着荣誉接受者常有的问题——如何改进自身的不足才能配得上朋友的真情馈赠呢？赞美似乎与历史没什么关系。我在这个领域的发展中的“成就”更令我确信一件事，即时势造英雄。我感慨地回复：“没什么，只要付出辛苦！只要站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和世界最伟大的大学之间取得有利位置，它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次庆祝会的要点在于，我们应该承认机构体系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即共同从事学术研究的师生之间的友谊。事实上，师生关系有些偏于一面，对于老师来说显得更为有趣，作为传道授业者，学生对其自然怀有感恩之情，但有时候这种感恩难免成为一种负担。而我们真正应该感恩的是社会，对于那些想要感激老师的学生，我想说的是：“你不需要偿还，只要传承下去即可。”
若不是我们共同关注中国历史这一领域的话，我们绝不会一起正视它的问题，而如果没有时间进行接触，我们也就不可能成为朋友了。看着那些离校的学生或是人们想要结识的同事，但愿他们都能成为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
作为一名名牌高校教师，部分职责就在于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与其说尽善尽美，倒不如说尽心尽力。如果教师精通中文原文，他便可以展示给学生，相反，如果教师不懂俄语，这样的不足之处便是那些懂俄语的学生的自信源泉。在这样一个高度竞争、全力以赴的领域，学生的信心是保持进步的主要动力。因此，在知识爆炸时代来临之前，学生的自信心尚未受到损害时，出版学生著作、确立其学者的身份，将会是开创新时代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而当这些新秀出现，专家能人赶超上来并超越过去的时候，教授们也需要精神上的支持，正因如此，这就是一封不只具有一重含义的感谢信。（1967年5月）
借此机会，我仿照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形式准备了一首打油诗。结尾部分如下：
六十学有成 女子入选坛
取智东方时 华夏正罹难
尽取其精粹 宜于美利坚
历史在人心 学者后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