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精彩片段：
第六部分 开展中国问题研究（1953—1971）
第二章 研究领域的组织工作
对于中国革命我们应持理解的态度，而非冲突和歇斯底里，这是一项全国性的工作，我们在哈佛大学培养教师队伍与出版书籍，可以在这方面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我想这一点是我们起码能做到的，如果说哈佛具备一些其他学校所没有的优越条件的话。尽管如此，中国以及东亚领域的研究工作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个组织作统一安排，只有通过建立组织机构才能保证全国各地有才能的研究人员获得新的资助。我们需要建立全新的学术机构来实现这一目标。先前在哈佛大学创建研究中心并组织研讨会，这引领我很自然地参与了这个全国性活动。
1959年，我担任了美国亚洲问题研究协会（Associate for Asian Studies）主席，此时我发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如何得到一些基金会的支持，以发展研究会的机构设施。当时担任财务的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是义务服务的，不收取报酬，另外还有一位有报酬的行政管理者，这样一来，协会的资金可以得到合理妥善的处置，同时也保证了会议的正常召开和委员会的正常运行。但是处于决策层的亚洲问题研究协会（AAS）高层却是一盘散沙。其领导成员每年改选3名，任期3年，因此他们也仅仅了解3年的协会工作事务。在收到资助款的2年后，很少有人还会想得起这笔资金最初的用途，3年后就彻底无人知晓了。然而事实上，协会很多有意义的项目需要5年的资助才能完成。
福特基金会，特别是其海外培训研究委员会（Board on Overseas Training and Research）提供了3000万美元大力资助东亚问题研究，为此，我利用资金首先采取措施设法补救因亚洲问题研究协会领导团队反复更替而造成的问题。我指派了休·博顿（Hugh Borton，日本问题专家）和诺曼·布朗（Norman Brown，印度问题专家）等一些忠于职守的成员，我还成立了亚洲问题研究协会的研究与发展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该委员会的委员5年轮换一次，均由经验丰富的资深学者组成，能够取得基金会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头衔之所以被称为“顾问”，其目的在于，一来防止董事的怀疑，二来避免章程随意被修改。
此时，全国各地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正在准备实施各自的计划和项目。或许他们的中文水平勉强合格，但是他们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到了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包括编辑参考书目、建立图书馆藏、收集翻译作品的原本、开展语言培训、在香港建立研究基地、举办研讨会等。自20世纪30年代起，这些需要实施的项目就逐渐开始成型了。其中最必要的工作就是面向全国广纳人才，即开展博士学位以前的培训项目以及博士后的研究计划课程。福特基金会以及其他机构已为此准备了必要的经费，目前唯一欠缺的是设立一个行政机构。
这样一个机构必然是由学者组成的，且他们能够以国家利益和互相信任为前提进行协作。正如1959年4月我写给福特基金会的信中所表示的，在过去15年中，由于中美事件的影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受到很严重的“情感上的牵连”，从其他人的表示可以看出，甚至我自己也多少受此影响。因此，我认为，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例如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我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研究人员彼此之间如何搞好合作”。“我们必须在有可行性及不偏不倚上取得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最低程度的合作关系。”简言之，我们必须克服麦卡锡时代对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所造成的分裂。
一种粗浅而陈腐的看法认为，麦卡锡——麦卡伦在中国问题研究上造成了“一半对一半”的分裂。事实并非如此。真实的情况更像是马肉兔肉一锅炖，虽然两种都有，但力量对比悬殊，其大小差异非常明显。除了西北大学的科尔格罗夫（Colegrove）和麦戈文（McGovern）教授以及诸如饶大卫、迪克·沃克（Dick Walker）等其他一些来自耶鲁大学的学者外，其余主要是支持国民党、主张对中国实行干预的学者，他们主要来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远东与俄罗斯学院（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1946年由戴德华将其组织在一起。该组织包括几个来自纳粹德国的流亡汉学家，包括魏特夫和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流亡学者。他们集中在一起，对1850年至1864年间那场震惊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深入、实证性和多学科的研究，无论从领导、组织角度还是学术角度来讲，这都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从零开始创建中文图书馆也是其成就的一部分。戴德华不仅要给这些背井离乡者鼓气，保持这些流亡者的斗志，同时还要和那些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们的人作斗争，当时那些人将戴德华列入了嫌疑教授的名单中。
起初，戴德华是属于支持国民党一方的，但在麦卡伦委员会面前他也是一名表现得很友好的证人，与此同时，他的德裔同事却担心他出现亲共产党的思想意识偏差。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中国通们整个群体对思想斗争并没有那么神经过敏。麦卡锡时代导致西雅图的这些人成为被孤立的少数派。中国共产主义的崛起引起了这个群体的浓厚兴趣，使他们开始这项事关重大的重要研究工作，对此，福特基金会也作出响应。现在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齐心协力促进该领域的研究发展。
1959年6月19—21日，古尔德会议在纽约市多布斯渡口（Dobbs Ferry）一个属于纽约大学的会议厅召开。会议的实际目的在于讨论资助渠道的设立，通过这些渠道，福特基金会得以提供资金来支持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发展。作为新上任的亚洲问题研究协会主席，我被推选为这个三人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其余两位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慕庭（Martin Wilbur）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亚瑟·斯坦纳（Arthur Steiner）。我提出了会议日程安排，并提出理应在亚洲问题研究协会之下设立一个发展委员会。从形式上来看，会议由新成立的亚洲问题研究协会研究与发展顾问委员会负责召开，该委员会的领导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比尔·洛克伍德（Bill Lockwood），我们需要向其汇报工作。
从西雅图一方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议完全是美国东部集团同自己的一次合作，即主要由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起着一种制衡作用的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间进行的。但会议更重要的在于讨论如何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问题。一些亚洲问题研究协会的中国通认为，中国共产主义仅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而事实上，它也是由苏联发起并指导的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戴德华和他的主要同事梅谷（Franz Michael）还强调区域研究应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即利用所有的社会科学方法并借鉴对苏联问题的研究经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进行研究。如今回顾起来，这确实是一项正确的举措。这与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提议创立一个发展委员会的想法相同。
从4月到6月，我一直忙于亚洲问题研究协会的工作，负责联系全国各地的学者。我拟定了一份邀请大约25名会议成员的名单，其中包括一些政府人员和福特基金会的人员，同时我还拟定了一个可被大家接受的会议议程，以便我们所需要的各类论文资料能在会议上得到讨论。古尔德会议于1959年6月底举行，一连3天共5场研讨会，会上讨论了众多项目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共识。但是在最后一场研讨会上，关于选定发展委员会的组织者的问题出现了分歧。我发现很多人并不赞同由亚洲问题研究协会来主持工作，反对者不仅包括来自西雅图的成员，还有诸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白鲁恂（Lucian Pye）这样的政治科学家。最终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分歧，实际上是区域研究方法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较量。我们的目的是想用多学科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但是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并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更能胜任，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是一些主要学科研究组织的代笔，有能力作出这样的判断。事实上，亚洲问题研究协会是一个民主的万花筒，其领导人每年更换，没有一个领导团队能记得三年前的事情，因此很难得到基金会的信任来确保实施一些连续性的项目。相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由长期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管理，他们有长期的责任心，并且就在纽约日复一日地向人们表明他们是可信赖的。
经过激烈的讨论后，会议成员开始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出现了分裂。名义上，很多人支持由我代表的亚洲问题研究协会提出的方案，实则多数人放弃了投票权。我开始意识到，支持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创立发展委员会是有道理的，而我之前对该会并没有太多认识。结果，产生的分歧使得福特基金会的人左右为难。于是我决定改变方向，加入少数派。我说服了组织委员会的同事也加入其中，同时请比尔·洛克伍德征询这方面的意见。
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关于发展委员会建立的问题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彭德尔顿·何林（Pendleton Herring）举行了一次会谈，他和戴德华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就已经认识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利用福特基金创立发展委员会的话，那么由谁来领导委员会？我提议由乔治（戴德华）负责，因为，一来他有做好这项工作的才能，二来由他主管发展委员将有助于减少西雅图和东海岸之间的“分歧”。经过讨论后，我打电话告诉乔治这个提议，当时他并不在古尔德厅。（我认为这相当具有戏剧性！）他欣然同意了，于是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应运而生。哈佛大学的约翰·林德贝克担任主席一职，我们也获得一丝安慰。我们还有幸请到一位善于合作的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布赖斯·伍德（Bryce Wood）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使其得以顺利开展。就这样委员会的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自此，在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问题研究开始渗入不同的学科。
根据规定，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将致力于20世纪中国改革方面的研究。然而，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大多数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都为历史学家，他们所需物品的清单之长堪比中国的二十四史。因此，针对中国1911年以前的研究，我们急需成立一个类似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这类的组织机构，否则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竞争和相互攻击，将会破坏该领域的工作。1962年，我召开了一次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会议，在我、戴德华以及约翰·蒲伯（John Pope，我在埃克塞特的同班同学，后来在弗利尔艺术馆工作）的督促下，协会中研究古代历史的领袖人物，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哥伦比亚大学的芮沃寿和德巴里（Ted de Bary）最终组建了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在接下来的10年间，由芮沃寿担任委员会主席。他不仅吸纳欧洲汉学研究的领袖人物加入委员会，而且他那富有批判性的思想见解给训练和研究工作，给历史、文学、哲学甚至是艺术的研究计划的发展留下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芮沃寿是斯坦福——牛津——哈佛——京都的学者风范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企业家实力完美的组合体，最终使我们都获得了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