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精彩片段：
第七部分 渡过难关（1972—1981）
第三章 作为中国友人的波折起伏
一位区域研究专家以教师为职业发挥作用，但他可能轻而易举地越界成为一名权威人士。我所谓的权威是指对于那些引起大众传媒的兴趣但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可以作出明确判断的能力，至少对此一时能够有所判断。这种源于萨满教的公共职能常常被行使，甚至是凭借一些麻醉品和欺骗的手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挥真正的公共职能呢？有点智慧总比完全没有好。
外国人因此不得不面对这些美国的圣人，他们装作本行，自以为是地向世人发表他们的看法。中国人长期以来对这些外国中国通或汉学家习以为常了，这些人在中国是中国的学生，回国之后向人们传授有关中国的所有知识，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位。
对我而言，由于极为关注中美关系以及互相之间的影响，因而促使我对美国对华政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一切游戏。1941年后，鉴于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生活的重要性，我于1946年开始直接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经过30多年的研究，我被称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泰斗”，这个词在我的书中会成为一个不好的称呼。泰斗一般都是指曾经的教授。（据说老的泰斗都是永存于世的。他们只不过脱离其院系罢了。）
仔细剖析就会发现，我为人们所提供的大都是中国历史的某一个片断或是相当宽泛的历史综述性的一个中国完整历史的浓缩，亦或这样一种建议：我们的政策应充分考虑双方的不同历史背景。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两种策略同样适用于解决台湾问题。事实上，1979年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依然存在。我们至今依然关注这个问题，它将继续伴随着我们。
台湾问题包含着多方面的含义：它是国民党输掉内战的标志，除非台湾能够在废墟中鼓吹民族统一主义；作为一个与祖国分离的省份，它是日本和美国实施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它是一个试图以1800万人征服10亿人的海岛基地；它还是一个经济奇迹，是我们的六大贸易伙伴之一，是永不沉没的语言学校和研究中心，是一个开放的宝库，里面有大量从北京盗来的艺术品和档案；它显而易见也是最后一个通商口岸，它也是我们没有恶意、值得帮助的并且过去支持援助的盟友；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问题属于我们每个人。我们不能因它的不利影响而低估它的实际价值。
1977年，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冷漠地拒之门外，来到台湾遇到的又是喧嚷的媒体抨击。显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双方都在试图告诉我什么。
1972年，周恩来临别赠语，用英语对我说：“明年或晚些时间再见。”他的话听起来好像在表达中国的大门随时向我敞开，但我并未打算立即重返中国。一回到坎布里奇，我们立刻制作了大约400张幻灯片，并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宴会厅放映，向人们展示中国社会的现状。此后，我们又在牙买加平原（Jamaica Plain）☾1☽的布兰迪其宫（Brandegee House）进行了幻灯片放映，还经常在那里举行研究中心的夏季研讨会。幻灯片主要概述了我们的中国之行，结尾是威尔玛在华清池拍摄的一张照片，据说唐代美人杨贵妃曾在此沐浴。
随后由于其他工作项目的原因导致我重返中国的计划推后了好几年。从1972年9月中旬到12月中旬，我们开始环球旅行，途经伦敦、巴黎、慕尼黑、莫斯科、东京和台北。而1973年，我发现手头排满了编校工作，要出版单卷本的教科书《东亚：传统与变革》和编辑专题论文集《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后者系汇编1972年1月在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召开的会议论文而成（197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我开始召集大家进行《剑桥中国史》第十卷的编撰工作，该书于1976年完成。
与此同时，我开始更投入地与哈佛大学的校友加强联络，并最终筹集到了资金。哈佛校友俱乐部是特别好的听众，因为不论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还是作为校友俱乐部的一员，他们都具有良好的团体意识。这些人总是不停地寻找并推荐优秀人才加入哈佛大学，有时候还提供经济支持，这使哈佛受益良多。而对于一名教授来说，最宝贵的莫过于时间，因此如果能够贡献自己的时间肯定会令人感激不尽。而如果从教授那里传出男女同住在一个宿舍区会让教育更加有效率这类信息，那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20世纪6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规章制度的退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洛厄尔之家（Lowell House）的管理人员并不会去询问一位业余摄影师他的暗室为什么总是需要一名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学生协助工作。拉德克里夫学院的规章制度简化为早上8点钟进行检查，以此证明学生还在这里居住，其他时间便可自由行动。
当我同意在团体论坛或是系列讲座活动中发表演讲时，我经常也会安排与当地的哈佛俱乐部进行交流。总体来说，我想我已经在大约40个不同的俱乐部作过讲座了，有的还不止一次。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
在此背景下，威尔玛和我很乐于帮助暑期校友学院作为一个新机构举办开幕典礼。这里有大约100名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珍珠港事件还记忆犹新。同时你也不需要向他们解释谁是乔·麦卡锡。在柯克兰之家（Kirkland House）的10多天时间里，他们一起集中研究中国的历史和艺术，这是一种校友返校活动。威尔玛讲座的一半资料充分利用了福格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藏品。我们在这里经常会遇到前大使和一些中国通，他们能够加入到有关政策的研讨会中。我们也分别在1973年、1974年以及1976年的暑期学校这么做了。
为筹集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的资金，我们于1976年夏天前往檀香山、香港、新加坡、台北以及东京，并通过与各地的哈佛俱乐部取得联系，为从新生的中国海事工商业界筹到资金打下了基础。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从此结束了我们长期而脆弱的合作关系。从1927年毛泽东发动革命以来，他为我自1929年开始研究的中国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逝世成为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新闻，媒体都在四处搜集相关的信息，而我也被列入中国问题时事评论员的候选人名单当中。但是我坚持开车去了魁北克省北海特利（North Hatley，P.Q.），拜访了我们亲爱的加拿大朋友弗兰克·斯科特和玛丽安·斯科特（Frank and Marian Scott）。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位足智多谋的制作人帮我们解决了难题，他驾驶水上飞机带我们直接从马萨维比湖（Lake Massawippi）到达蒙特利尔，在那里我可以在与华盛顿和帕萨迪纳联合举行的公开讨论节目中露面。我们一致认为毛泽东的逝世对于他本人以及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同时，我也借此机会表示台湾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此次讨论会正发生在1977年我准备申请访华签证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