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精彩片段：
第六部分 开展中国问题研究（1953—1971）
第四章 越南和美国——东亚关系
20世纪60年代，有关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美国人心目中的东亚突然扩大到将越南也包括在其中。仿佛是又一次的珍珠港事件。形势在我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960年，当我们乘飞机旅行越过河渠纵横的湄公河三角洲前往西贡时，我突然意识到应该受到惩罚。越南如此明显地是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反而要在缅甸停留数周时间呢？在这片土地上，越南人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教化和儒家的文化思想体系，而其刚刚灭亡的王朝统治就是效仿中国清王朝而建立的。越南古都顺化（Hué）王宫的布局与北京的紫禁城简直如出一辙。法国殖民主义在此统治不足一个世纪，给这里涂了一层殖民主义文化的色彩。就像在韩国、日本一样，这里也到处渗透着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
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如同美国的商人一样，新教传教士也被热衷于效仿大英帝国的法国殖民者排斥在外。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大量藏书中找不到一本越南出版的书籍。简言之，殖民主义已经给美国的东亚研究定下了基调。
尽管多年来我在演讲和著作中提到过越南，但如今我对越南的文化和政体的特殊性的具体现实在感情上仍缺乏了解，这确实让人感到震惊。哈佛大学和美国公众一样，在越南问题上总的来说毫无思想准备。我认为，造成这一局面不能归咎于学术研究领导上的重大失策，正像不能归咎于我一样。这不只是因为我“有失必有得，人不可能做一切事”的态度，而是认为应该把这看作一个研究宏观问题的专家对东亚问题作宏观研究造成的失误。由此可知，我们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别人一样也有文化局限性，由于没有相关的越南书籍作指引，也没有个人旅行或是在那里居住过的美国人进行介绍，导致我们对近在眼前的情况弄不清楚。30年来，我们反复灌输必须在思想上重视东亚研究并作好准备，如今出现的危机却让我们都措手不及。随着越南战争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我开始提出将越南加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项目的必要性。我们必须建立图书馆，开始语言培训，聘请越南历史文化方面的教授。这位教授必须起到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60年代初期，我将一位年轻有为的加拿大研究生亚历山大·巴顿·伍德塞德（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他的父亲为多伦多大学的校长，我曾以罗德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学本部见到过他父亲本人）招募到哈佛大学，从事近代越南历史的研究工作。他是语言和比较风俗制度方面研究的奇才。他的开创性著作《越南与中国模式》（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1971年出版）讲述了19世纪早期的越南统治者是如何通过一些有意思的调整来效仿位于北京的清政府的。他在哈佛大学讲授越南历史的课程。
1964年，我再次走访了西贡，当时美国正准备军事介入越南战争。3月3日，在结束在西贡的讨论时，显而易见的是：
南越军队并不愿意与他们的同胞打仗。军官们更喜欢待在城市里面，而士兵则是来自下层社会的农村青壮年，根本没有作战的积极性可言。再多的先进武器和激励，也始终抹不去当地社会的等级思想，也无法培养出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虽然越南的民族主义可能最终被人们自古以来对中国统治的厌恶所激发出来，但仍然无济于事。北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仍持有一种相当灵活的态度，利用美国人率直和注重行动的心理特征，将我们推到了排外主义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希尔斯曼（Hilsman）是威廉·邦迪（W.Bundy）替代一般被看作美国主张采取实际行动的人试图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一个标志。这种解决方式是我们能够理解并且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的，但是其结果引起了一场在心理上反对我们自己的真正战争。我们拥有物质方面的巨大潜力，并明白如何对其加以利用，但我们将发现我们对于文化心理上的力量因素无法充分了解，无法掌控，正是这些因素将导致我们失败。毫无疑问，我们在此负有历史使命，即在其民族主义发展足够强大时退出这一地区。
我们访问了顺化新建的大学，但用餐是在美军顺化顾问团食堂。我们和那里的美国军官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人告诉我：“佛教信仰是南越军队的主要问题。他们不赞成杀生。自己活着，别人也要能活。”他们经常跟美国顾问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去那里，那里有越共，非常危险。”
因此，在他们穿过峡谷时，如果得知越共在山上，他们就不会去爬山，因为“危险”，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幸存下来。战争继续下去，美国的援助也没有间断。但是，他说这里的战争消耗还不如国内实弹演习用得多，只是更具有实践性，训练也相对自由一些。
毫无疑问，这几个月来，美国的领导人从未穿越过有越共出没的高山峡谷，更不会研究中越之间仇恨的历史渊源。他们认为，他们的职责是阻止“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从中国向越南进军。这显是然建立在错误假设上的想当然，而我们在认识上却无法指出和防止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恐怕还有习惯和制度上的问题，即美国教育并没有提供任何正确看待越南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永存在我们心中的不是怀俄明州那小小的比格霍恩河，而是卡斯特（Custer）将军英勇无畏且过于自信的精神。
从1936年到1965年的30年间，哈佛大学一直在从事中国和东亚的相关问题研究，但我们并没有将越南纳入我们的视野，这无疑是一种难以在短时间内弥补的学术上的空白。在英语文学中，越南是一个还未充分开发的主题，因此想要指导国家对这一地区的政策，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研究工作。虽然我能够也必定会加入到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行列中，但我对这个地区并无太多专业知识，也无法提供历史研究方面的深刻见解。
1966年，我们开始筹措资金以为越南历史的教学研究谋求一个教席。尽管哈佛图书馆还没有收藏越南文的书籍和资料，但我们自己收集了一些越南文的书籍，专门放在研究中心的一个房间里。在威德纳图书馆的书架上，越南仍属于“法属印度支那”的类别。到1975年，在东亚访问委员会（East Asian Visiting Committee）的帮助下，尤其是其监察理事会的两位成员奥斯本·艾略特（Osborn Elliott）和白修德的倾力支持下，在我们国家深陷对越南研究的空白10年之后，我们终于为哈佛大学研究越南历史的教授岗位筹到一笔基金。我们以肯尼斯·扬（Kenneth T.Young）的名字命名了这笔资金，他是我们早期的一位研究生，曾担任过肯尼迪总统驻泰国的大使。经过一番推推搡搡，伍德赛德被任命为越南历史研究的教授，是美国在这方面唯一一位教授。然而，他骨子里仍然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加拿大爱国者，美国最终卷入越南战争，使其对美国不再抱有幻想。很快他离开哈佛大学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任教。于是哈佛大学越南历史研究教授的职位一直处于空缺状态。
我坚信，哈佛大学对于诸如越南这样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应当加以关注，但并非是大众认为的那样，属于危机发生后下意识的反应。越南对其自身以及作为中国文化区域的一部分有着内在的兴趣。这就出现了与中国、韩国甚至日本进行比较研究的机会。哈佛拥有对这些毗连区域研究的能力，因此对越南的研究自然也是其职责所在。历时8年的战争最终使得越南有必要成为美国——东亚领域研究的关注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