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传·一个世纪的穿越 精彩片段：
Chapitre 8 Détruire, dit-elle毁灭吧，她说
在1968年5月的事件中，人们看见她出现在示威队伍的前头，她渴望改变这个世界，并早就为此而努力。“1968年5月”可以说是“她”的革命，因为看到权力机构全都千疮百孔、奄奄一息、腐朽不堪，她本能地预感到要发生革命了。年轻人的愤慨驱除了她的悲观，让她在那一年里嘴角常挂着嘲笑，使她更有理由信心十足了。
重新获得的话语权和她常提到的那种天真的浪漫主义，让她心旷神怡。在让-路易·巴洛丢给学生们的奥德翁剧院，她喊出了年轻人的强烈诉求，即，否定旧秩序。她把这种诉求大声地喊了出来，直率而单纯。“1968年”被她当作是一种新生，她创造着，想象着，沉浸在荷尔德林们、狄更斯们和“疯子们”的那种野蛮的天真中。那种疯狂在她心中真的经久不息。不把自己想说的话喊出来，不展现自己生活和行为，那才是疯了呢！摆脱镣铐吧，放飞自己的想象，让词语、动作和生活准则恢复原来的本质。学潮逐渐波及其他社会阶层，获得了舆论的支持和同情，杜拉斯把它看作是表达政见和改造政治的一种方式。
革命一开始，准确地说是从5日开始，她就和马斯科罗以及创办了反左报纸《7月14日》的同仁们，最先起来号召大家抵制面向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1☽。5月中旬，同是圣伯努瓦街的这群人成立了“大学生―作家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将在提案和学潮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混乱期间，人们再次看到她不顾禁令、无视命令，正在发起反制度、反宗教和反警察的革命。她精力旺盛，激情充沛，斗志昂扬，马路上只剩下她一人时仍从容不迫。她喜欢大街上乱糟糟的，喜欢那种具有创造性的狂热，1830年、1848年和1871年☾2☽就出现过这种狂热。巴黎到处都是火药味，新思想喷薄而出，吓坏了部长们。那时，她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没有区别的爱”，与人群，与其他人没有区别，她与他们一道向着“巨大的自由”进军。
她也更加坚定地表现出否定的愿望，并且毅然决然地大声说了出来，这种坚决与鼓励她自豪地进行挑战的不妥协的清醒促使她往前走。她调和了“反战的女战士”这一矛盾本身，在一篇关于行为准则的文章中，肯定了5月革命以来最具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信条：“没有什么比否定更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在阶级社会里迷了路，但仍然活着，我们没有阶级但不可摧毁，我们否定。我们把否定推到极端，拒绝参加任何以拒绝我们所拒绝的东西谋利的政治团体。我们拒绝反对派有计划的拒绝。我们拒绝把我们的拒绝捆上绳子、装进箱子、盖上印记。让涌泉干涸吧，谁也不要逆流而上。”这种声明并不让人吃惊。杜拉斯在已完成的作品中曾发出这种愤怒的喊声，她喜欢重复的文法又死灰复燃，暴露了她典型的焦躁和自发而野蛮的虚无。她鼓吹无政府主义也许是因为她被法国共产党开除的缘故，这是一个创伤，尽管她自己不承认。她所歌颂的新世界没有法律、没有秩序、没有军队，或者，正如她说的那样：“我们拒绝，我们服毒，我们行动，我们集合；在这里，没有威严的演说，没有‘路线’；在这里，我们不会一开始就给人划等级。这里无秩序。”
她强烈地、激烈地控诉各种意识形态及其鼓吹者，说出了这种“梦幻”的和非现实的话。这个极现代的人喊出了“我们是未来的史前人”的口号。
作品的成功和已经完成的工作使她深受鼓舞，她成了一部分渴望自由、渴望“一切都重新开始”的年轻人的代言人。是的，正如她后来所说的那样，摧毁的时刻来到了，在这种痛苦的预言中，她只看到喜悦，创造者的喜悦，卜测生命的人的喜悦：“让世界走向灭亡吧！”据说，“沙滩就在马路下”这个著名的口号就是她提出来的。在群众集会和大会上所产生的集体狂热中，这句口号有可能是集体“发明”的，但这种与大海有关的比喻用在她身上太适合了，以至于人们都想把这个创意归功于她。这沙滩，就像是她小说中的“疯子们”和《八〇年夏》中的孩子们所走的沙滩，尽管辅导员不断下令禁止，孩子们还是到处乱走。他们重新获得了自由，巨大的空间和广阔的大海展现在他们眼前。这一时期的狂热和随之而来的失败（她在很大程度上把那种失败归结为“无产阶级不负责的害人态度”），加上6月选举一开始，保守主义就又重新掌权，凡此种种，迫使她接受了近乎超现实主义所宣扬的极端态度。她对得到巩固的极“左”运动有一种明显的同情，尽管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中；她反对军事主义，这使得她短时间参加法国共产党后便抛弃了参加一切组织的念头。运动把战后受到欢迎的消费社会的神秘与另一种神秘对立了起来，那就是度假和重新获得的自由的神秘，这是一种诗意的、浪漫的景象，有点儿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她在那个时期的所有谈话，她所有言论的内容都建立在这一乌托邦的信条之上：根据超现实主义者所鼓吹的原则，诗意地生活在既勇猛地征服又能带来集体幸福的双重运动中。
“68运动”认为，最要紧是否定“政治主张”，代之以“空虚，一种真正的空虚”，那种“20世纪整个意识形态的大杂烩、大垃圾”更可取。她认为政治就是谎言，是欺骗人的东西。她的思想总是与疏远党派有关，尤其是对法国共产党，她的话说得很重，好像忍不住要判它罪似的。无产阶级在“68运动”中不承认有巨大的希望，这种态度使她更深信不疑，她认为这是“拒绝生命，拒绝生活”。
圣伯努瓦街的那个公寓继续成为国民抵抗、地下抵抗组织和知识界反政权的地下场地。1968年7月，部长会议解散了左派小团体，革命的共青团领导人转入地下，宣称要继续斗争。人们到处在寻找其创始人阿兰·克里维纳和.☾3☽的亨利·韦伯以及3月22日运动（占领南特）的组织者代表达尼埃尔·班萨伊德。班萨伊德和韦伯在杜拉斯位于圣伯努瓦街的家里找到了避难所，撰写关于暴动的回忆录，有时也悄悄地到附近街上转转。
后来，1977年，她的“干预社会”的道路与其他所有知识分子，尤其与萨特和波伏瓦完全不同，她开始拍摄《卡车》，塑造了一个司机的形象。这个司机仍相信法国共产党的主张，精神永远错乱了，信仰很坚定，结果一辈子都毁了，可悲地僵化在“政治的黑夜”里。她用这个人物来反衬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她又不是她，身份不明，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面向未来”，前进，“疯”了是肯定的，想象自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所有死去的犹太儿童的母亲，是葡萄牙人、阿拉伯人或马里人，“学会了重新创造”。
评论界和公众都嘲笑她。她照见了他们的黑夜、衰老、黑暗和政治阴谋，他们需要弄清自己究竟看见了什么。慢慢地，她变得对那个炫富的社会更危险了。尽管开始出现衰退现象，但她好像总是过分了一点，背叛自己的阶级，背叛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道德习俗。她对此毫不介意，绝不妥协，公开介入，揭露那些疯狂的举动和所有的压迫，悄悄地继续自己轮廓模糊的作品，作品中的诗意也许正变成对政治最明确的回答。
她的听众依然有限，“多多少少有人听她说话，”正如她让《卡车》中的那个女人所说的那样，不过，这对她来说不重要。可她针对男性的一种说法却逐渐得到了肯定，她认为男性是暴力之源，引起了人们对权力的渴望。在《话多的女人》中，她说，在他们身上，潜伏着“一种不愿承认的憧憬……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个伞兵，家庭的伞兵，女人的伞兵，孩子的伞兵……我想男人离将军或军人比任何女人都近”。
所以她才感觉到自己离女性的世界、女性的地盘更近。她们的直觉敏感，能在这种默默地倾听宇宙的过程中与世界、与星球交流。那个时期，她非常同情女性的斗争，包括对那些男人，其中大部分都非常年轻，比如说，“游手好闲的”嬉皮士，或是男同性恋者以及若干罕见的男人，他们保留了自己身上的女性成分，所以既能适应寂静，也能接受家中的喧闹，拥有她所提倡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自由和慵懒。
在1991年5月出版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她一直让自己处于度假和闲暇的自由中：“她，她仍然是书中的她，小小的，瘦瘦的，很勇敢，难以抓住感觉，很难说这是谁……怀念故乡和童年……爱上了一些弱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