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传·一个世纪的穿越 精彩片段：
Chapitre 13 La splendeur de l'âge岁月的辉煌☾1☽
她所希望的，是探索未知，是“有本正处在进行时的书”，来打发生命中的时光。不写作，生命将白白浪费。她的整个一生都在进行这种顽强的踏步，让书成为一张罗网，网住岁月、灯光、爱情和孩子们。
她和儿子的朋友热罗姆·博茹尔开始写后来于1987年发表的《物质生活》，那是一系列关于常规问题的各类文章，询问她的人生。她躲不过那些题目。随着计划越来越具体，她不再由对方来问问题、选题目，只能由她来问。她推翻所有预先设好、定好的谈话，想忠于自己的日常声音：“我独自一人出发，”她说，“这是对没有提出来的问题的真正回答。”
她延续了她在《卡车》中肯定过的东西，谈起了自己渴望的东西，心里最挂念的东西，谈起了作家、写作、书、特鲁维尔和圣伯努瓦街，她以她的写作方式，谈起了她自己和永隆、河内、扬·安德烈亚，有关词汇“公然”从她嘴里脱口而出。
她的行为举止复杂多变，出人意料，听凭自己的癖性、顽念、计谋和喜好。只把事实讲清楚，简简单单，采用日常语言，顺其自然，不去咬文嚼字，而是让词汇不受意义的束缚。她抖搂一些小秘密，生活中的小秘诀，转瞬即逝、从来没有刻上意识印记的思想。
她展示了自己的一些形象，往往与她在小说中已经表现出来的相矛盾。读者突然发现她很平凡、勤劳、和蔼，谈论着家务；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痛苦》中，在劳儿·瓦·斯坦和扬·安德烈亚系列中，某种致命的东西把她推向悲剧与失望的河岸。她把这些东西全都混淆在了一起，让熟悉她的人大为震惊。米歇尔·芒索曾说，自己有一天突然去巴黎看她，发现她正在缝补一件背心，准备去美国穿，她应邀跟总统一起出访美国。她的行李箱里，衣服卷成一团，她以前看见母亲就这么做的，于是便照做，继承这古老的传统，那是旧日农村妇女的习惯。
写完书后，她往往会讲述书是怎么写成的，是在什么状态下写成的，写的时候她如何眩晕。她总是说起那种状态，抛弃外在的生活，投入到书中，完完全全，被书所奴役，受书之折磨。她就是那样写《艾米莉·.》的，在兴奋当中，在激动当中，好像在劳儿·瓦·斯坦之后，艾米莉·.成了“她的姐妹、感情至深的亲人”，成了她的影子。
扬·安德烈亚又出走了，“永远走了”，像往常一样。她什么都不吃，也几乎不睡，她对让-吕克·戈达尔说，她觉得自己将因此而死去。她写了那个基尔博夫的船长及其太太的故事，渗透着她自己的故事，与扬·安德烈亚的故事。《艾米莉·.》，这是一本自动诞生在面前的书。如同普鲁斯特作品，鲜花般盛开，如同普鲁斯特小时候喜欢的、用日本纸做的小小的大丽菊，在水族缸里盛开，成了巨大的花朵，在水面上漂浮，超现实的花朵。随着人们的阅读，书也在往前走，她自己也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孤独的夏日，她每天都把写完的几页拿给午夜出版社的出版人林顿的女儿伊莱娜，好让她用打字机打好，第二天还给她。她把那对完美的醉鬼夫妇与她和扬·安德烈亚这对不可思议的伴侣相比，渐渐地，像是受那个故事的逼迫，她开始寻找那对英国夫妇的秘密，以便更好地找到自己的秘密：“所以，我不得不对书动手术。打开它，裁开它，把第三个故事塞进去，艾米莉·.的故事。为了让书活跃一些，我只找到这个办法。”就这样，她在某天晚上发现，艾米莉·.的秘密，就是写作，身上带着写作固有的“强烈痛苦”；那种秘密，船长把它销毁了，烧了那首绝对的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等于杀死了她。
面对基尔博夫的那对夫妇，她试图理解那个“她爱的年轻男人”，弄清她给他带来的、她自己却不知其性质的那场爱情，“抓不住”的故事，由无法承认、“持续不断的状态所构成”。一旦承认了他们奇特的关系，她便得出结论说，他们的爱情带有“秘密的、宗教的性质”。唯一的结果是死亡。爱扬·安德烈亚，就是让自己因看不见、弄不明而痛苦。她跟以前一样，对凶手和他们从狱中发出的信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那些信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炼金术，词法和句法方面的炼金术。现在，她知道那种秘密了，这也许是了解人类巨大秘密的终极钥匙。从此，扬·安德烈亚成了另一个人。她想对他另眼相看，他将成为一个新人，脱胎换骨。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对一个同性恋情人做到这样：她下一步打算采取的行动清晰地浮现出轮廓，也许将被当作是一种拯救，而且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所以说，这是可能的，放心吧！”自传性的坦陈结束了：“我们更喜欢的，是写一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书。”关于“我”的故事在这里达到了高潮。老是碰到艾米莉·.的故事，最后，在温暖的初夏，和它混在了一起。当时，奥德梅大桥那边，诺曼底草地上的果树生机勃勃，但威胁仍然存在，韩国游客面目不清，十分可怕，她会在半夜里被吓醒，去敲扬·安德烈亚的门。那本书没有受到热烈欢迎，恰恰相反。杜拉斯说这是“谋杀”，她感到就像她第一个孩子死去时那么痛苦，老觉得她的书和她本人不能见到外面的生活之光，而是应该悄悄地“躲在墙后”。疾病重又袭击了她。几年来，她生活在颠簸中，好像每写一本书都让她多一份牺牲，给她留下了她必须忍受的一系列痛苦痕迹。法国电视一台曾给她做了一个系列节目，时间长达四小时。她是在1988年2至3月拍摄的，受欢迎程度好坏参半。她在那里好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不慌不忙，也不怕沉默，说话轻声细语，只有长期熟读其作品的人才听得懂。记者露丝·佩罗按道理得向她提问，但到了后来，却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无言的证人，因为杜拉斯悄悄地占领了整个空间，就像塞纳河流进大海，人们看不见什么壮观的景象。露丝·佩罗听得很专心。女性同盟？杜拉斯跟她讲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让她知道了自己的疑惑和作为女人的痛苦，讲了接受和扬·安德烈亚的奇特关系是多么艰难。她总是感到妒忌，要露丝陪着她在巴黎到处逛，去寻找消失了或半夜不归的扬·安德烈亚：那位女记者接受了她的请求，两人开始在城里逛，在奥斯特里茨车站附近溜达，开车在环城公路上走，杜拉斯一路上讲个不停……而作品呢，源泉从不枯竭，相反，好像受到了生存之难的洗礼，不断地被杜拉斯激活。她读得很多，注意让自己的声音喷发出她一直从黑夜中挖掘的秘密。她所说的“某些评论”多年来咄咄逼人，对她充满敌意，嘲笑她，大喊着滑稽地模仿她。她好像从此以后不再被重视，因某些政治态度而名声扫地。她发表了一些引起争论的观点，大家很难接受。她声称自己是里根主义者，支持电视五台的大众电视游戏，支持电视剧，与普拉蒂尼☾2☽谈话，写关于强尼·哈里戴☾3☽的文章，不讲道理地进行分析……人们几乎到处都在说，她不过是自己的漫画像，认为她在作弊。不过，“就是在这种作弊中，”她说，“我显出了最真诚的我。”1988年春，当《现时》（Actuel）杂志昔日的记者帕特里克·韩波在巴朗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叫《维吉妮·.》（Virginie Q.）的书，模仿《艾米莉·.》，并署名为玛格丽特·杜拉伊时，讽刺到达了高潮：这本书也模仿午夜出版社的封面，大量使用了杜拉斯的口头语，充满了老套的异国情调，等等。大报也发表了文章，讽刺“玛格丽特夫人……吹破的牛皮”（《费加罗杂志》，Le Figaro Magazine）、“玛格丽特·杜拉伯尔”☾4☽、“图拉斯小姐”☾5☽（《周四事件》，L'Événement du jeudi）、“玛戈王后”☾6☽、“圣日耳曼的马凯”☾7☽（《世界报》）……
杜拉斯这个人物“激怒”了众人，正如帕特里克·韩波向法新社所说的那样：“她什么都要介入，什么都要干预。急于讽刺嘲笑。她很像罗兰·巴特，有本领给陈词滥调抹上金粉。这是巴洛克风格啊！”她被比作是“当代的史居里小姐”，但很少人发现，她绝对的、引起风波的大胆无耻，与她想澄清世界、弄清自身的企图，与那种围绕着她、孤立着她的悲剧，与那种永远激励着她的“不倦的希望”是联系在一起的。
后来，她又生病了，病得很重。这次，疾病拖了她很长时间，从1988年10月一直拖到1989年6月，以至于大家都以为她要死了。她陷入了深度昏迷，持续了五个月，脉搏在“4到5之间来回”。在报社的编辑部，讣告已经备好，文章、悼词也同样，就等着宣布她的死讯了。她呢，她处于沉默当中，寂静当中，昏迷当中，耳边却“回响着战争、殖民占领”，眼前充满了强奸、实现的场面，这些东西让她醒了过来。
她处于“过渡”期间，死神在狭窄的隧道中等待。她无声地待在医院的病房里，听不到别人的声音。她所过的这种生活让人筋疲力尽：酒精、烟草、肺气肿、什么都想知道。她不知道保重身体，不知道善待自己，总是处于风口浪尖，渴望激情，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由于她在床上动个不停，护士们便把她捆了起来，但她的大脑继续在动，思想在奔跑，投入到强烈的、猛烈的生命运动中。医疗小组认为她完蛋了，但在她儿子让的坚决要求下，没有放弃治疗，令人感动地坚持着，进行了被她称为“尽力抢救性的延命治疗”。奇迹发生了。终于有一天，她醒来了。任何医生都没有想到，这个病人竟然走出了沉沉黑夜，重新走向生活，走向阳光，重新上路了。如同她喜欢的那样，她在寻找某些迹象，想让这种回归神秘化，继续给她的生活以这种史诗和传奇般的色彩。她经受住了身体上的这种考验，虽然气虚了，背驼了，人老了许多，喉咙由于插管的原因说话不灵便，用围巾遮着，但她对好看不好看毫不在乎。康复期间，人们看见她挽着扬·安德烈亚的胳膊外出，到郊区，到马拉科夫或塞纳河上的维特里散步，混入生活在那里的茫茫人海之中，在他们身边找到了幸福和快乐。她一脸病态，十分明显，但除了疲劳，她的脸跟18岁时没有区别，“敏锐，疲惫，眼圈黑黑的眼睛看得很远，看得很清”。大家都以为她活不下去了，长期的昏迷让她骨瘦如柴；人们甚至以为她以后不能再写作了，但她秘密的力量暗地里起了作用，给她注入了生命力，让她重新迎接写作的粗暴。写作的时候，处于野蛮状态，对一切都充耳不闻。她几乎到处接受采访，但几个月后，好像是为了摆脱考验，以驱逐死神，她才详细讲述了那种深度昏迷是怎么回事，并试图在解释的过程中，重新回到关于生存的重大问题上来：宇宙、灵魂破灭、永恒、生活秘密的轨迹。她的复活让某些敌视她的人感到惊讶，安静了下来，却让有的人又跳了起来。菲利普·索莱尔斯在1989年1月的《手册》中宣称：“杜拉斯，可怜的女人。她说她曾梦见马格里布人在火车上痛打一个法西斯分子。她母亲在打她。她说，选举期间的一个晚上，一个家伙过来靠着她手淫……她还说，共和国总统觉得她的魅力不可阻挡。一个让人不可思议地投入了，另一个让人不可思议地不投入。”除了这种仇恨，又加上一个年轻人莫名其妙的粗暴，那个名叫热罗姆·勒鲁瓦的小说家在他也是1989年出版的处女小说《马尔特的橙子》中，继承了罗杰·尼米尔的衣钵，对杜拉斯恨得咬牙切齿：“出门的时候，他遇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她推着购物车，也许是从‘单一价’超市出来。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背景……”他接着说，“一个写不了小说的小笨蛋要嘲笑一个大作家是很容易的。但准确地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并不是一个大作家。”
在她陷入深度昏迷，越过那条“警戒线”之前（在那儿，灵魂重新找到了吹来的清风和混沌初开的轻松），她开始根据五年前拍摄的电影《孩子们》的台词改编《夏雨》。回到那里，就是仍然讲述那场疯狂的爱，摆脱老是纠缠着她的那些东西，郊区“孩子太多”的人家，没有知识的人，严重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人，永远消灭不了的人对人的统治，布伊格集团☾8☽的人，她念念不忘的东西，老想着孩子们是无辜的，想着他们没有知识。她喜欢这个最穷的阶层，一贫如洗却光芒四射。他们生活在郊区新开辟的地方，与“黑人、有点黑的人、很黑的人、白人、不完全白的人、勉强还算白的人”为邻。这一“完成的混合”让她产生了写作的愿望，她忠于她仍然捍卫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生病后，她经常在扬·安德烈亚的陪同下去维特里，至少去了15次，在那座新城，在那个混合的空间，在那个“散乱的纽约”溜达，总是感到很痛苦，内心非常警觉。在那里散步的时候，她似乎听到了欧内斯托的声音。肯定是他的声音，她走了过去，因为她渴望知道，因为这种内在生活给欧内斯托以活力，但欧内斯托却不愿意知道这一点。他不想读书识字，然而却像《启示录》一样知道世上的伟大秘密，像以色列王那样有来自世界深处的绝对底气，“那个寂静的地区，那种智慧”。
她从昏迷中醒来了，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欧内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