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传·一个世纪的穿越 精彩片段：
Chapitre 14 Sa dernière présence au monde最后一次露面
1991年到1995年，她从来不曾让人这么多地谈论过她。她想过足瘾后再抛弃这种愿望，把它抛弃给已悄悄地打通了死亡之路的疾病。她就此走向了自己的黑夜，走向沉默，但仍踮着脚跟，想追忆她永远好奇的这个世界。多年来，写作已渐渐成了她唯一的伙伴，现在仍让她魂牵梦绕：对她来说，一切皆写作，或是恢复写作的理由。虽然疾病加重，出现了老年性的体力衰退，她仍设法写了一本新书《扬·安德烈亚·斯坦纳》，作为一个总结，为她和她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么多年的那个人的浪漫故事画上一个句号。生活表面上看来是平息了，但激情一直在她心中澎湃，某种狂野的东西撕裂着她，穿越着她。就是那种东西给了她这种具有传奇色彩的力量，让她的作品既强烈又温柔，让她具有伟大的远见。在这方面，她现在毫不犹豫地想说，自己就像古代伟大的预言者那样，具有先知先觉的本领，是上帝派来报信的。她身上有些转瞬即逝的光芒，人们有时觉得她最大的本领在于造词遣句，懂得使用漂亮的词或者说正确的词，诽谤她的人也往往这样说她，但事实上，那是另一种东西，来自她的身外，超出她的能力之外，有时她自己都无法控制。那种灵光往往出现在她生活最平常的时候，事情最简单的时候，甚至是在她最吝啬、最恶毒的时候。她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不是一个异乎寻常、离奇出格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人，她的反应往往像个小市民，喜欢说教，偏狭。然而她会突然发出预言者那样的伟大声音，像一道灵光，像是浑身充满了上帝的恩惠，于是说话威严起来。所以，神圣的反光永远不会离开她，她把自己与神灵，不如说是上帝吧（不管那些评论家怎么说），联系了起来。其实她早就否定了上帝，但在孤独的夜里，她又会去寻找他。
对她来说，写作是她的全部工作：她感到自己被它包围了，真的是包围了，“被判”写作。她已经忍受其苦，而且总是越来越苦。在这个意义上，不排除她以为自己是个殉道者，就像是基督教中的伟大圣人。她应该也发现过一场伟大的、得不到的爱，就像马拉美诗中的星星，但她仍想尽一切办法得到它。所以说，她是世俗的，然而，是一个像西蒙娜·韦伊或☾1☽汉娜·阿伦特☾2☽那样的世俗圣人。
她曾积极地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社会曾在她的生活中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但现在，她几乎已不再对它感兴趣。她已经过了那个时期，眼下，她专注于写作，重新创造自己的作品，重写，甚至给自己的语言以新的生命。不过，一切都来自给她全部作品提供原材料的熔炉。跳跃，曾是她过去的风格，她喜欢省略和矛盾形容法，也就是逆喻，喜欢啰唆、咒语，这些，都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从此，她放任自己的语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语言的这种流畅总是给她灵感。她在贝尔纳·皮沃著名的“文化访谈”节目里无意之中说的话，在此得到了肯定和重申，可以说，表达得很自由，但也把握得很好，显得很自然。拿她的话来说，是“在浪尖上”写作，抓住（或重新抓住）从记忆深处，从深深的海底浮现出来的词汇、回忆、感觉，这正是普鲁斯特所探索的东西。语言显得有些夸张，甚至不严密，但对她来说，恰恰相反，那就是她想讲述的故事本身：创作风格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那些莫名其妙的话，我觉得很神奇。”她有点开玩笑地说，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些字眼……
但“神奇”这个词已经说出来了，因为确实很神奇：那是一种“神奇的”写作风格。菲利普·索莱尔斯在评论这一点时没有说错：她的作品有“萨满教”☾3☽的色彩。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杜拉斯，似乎一切都得到了解释。信萨满教的女人。否则又怎么解释抵抗主义组织那么辉煌的时候她坚决拒绝参加呢？新小说派最流行最拉风的时候她又为什么不加入呢？然而，她深深迷上了诗歌，迷上了与诗歌有关的一切，迷上了她所喜欢的诗人，当然，她也在语言上试图接近他们。谁能说《情人》中的某些章节不是法国诗歌中的杰作呢？人们想起了海面上的那一幕：星空下，回响着肖邦的华尔兹舞曲，一个年轻姑娘站在轮船的甲板上，一边听一边流泪；或者想起在《圣经》所描写的那种天底下，邮轮行驶在大海上。
最后那几年，并非老是在重复，重复到烂的地步，如同蔑视她的人所指责的那样。首先那是些幽默分子和讽刺家，比如帕特里克·韩波，他曾说她的作品是滑稽的模仿，模仿得厉害，都是一些写烂的东西，甚至更糟，缺乏想象力，好像她的才能突然（终于！）枯竭了，可事实上恰恰相反。她的生活就像一块宽大的地毯，上面的图案焕然一新，好像不会磨损的宝石，她的生活成了《一千零一夜》那样的“故事”，以另一种方式讲述和重建，重新诞生，重新组织，做了修改和更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就是典型的指路明灯，但她以前让读者尝试过那种运动和过渡：从《副领事》到《劳儿之劫》，从《劳儿之劫》到《印度之歌》……
在那个时期，她喜欢说，这种重新焕发活力、重新使用的作品，是从甜歌“蓝月亮”那儿来的，罗杰斯☾4☽的那首名曲，旋律一再重复，甚至可以说很甜，像蜜一样流出来，回响在人们耳边。她现在就是用这种想象中的绣花布来编织她的作品。在巴黎，（坏）话接二连三。有人说，杜拉斯“抄袭杜拉斯”，就像1975年人们说达利“抄袭达利”一样，他不过是自身的漫画像而已。还有人恶毒地说，如果可能的话，她会用自己的作品来做果酱……他们没法再说了，因为她去世后，许多剧团把她的菜谱搬上了舞台。她当了出版人（可以说只为家人和朋友出书）的儿子乌塔也出版了《玛格丽特的厨房》（La Cuisine de Marguerite），一本精美的小书，长期以来被无情地看守着杜拉斯作品的扬·安德烈亚所禁止……
杜拉斯只知道，读者好像被她的作品之网所网住了。具有魅力的词语迷住了他们，他们现在还愿意这样。她将不知疲倦地写扬·安德烈亚，扬是她生活中最后的爱情艳遇，更是她对爱情的最后拷问。她所开创的道路，那种奇特的忏悔，介于爱情小说、自传、日记之间的东西，在她笔下成了一种新的样式，完完全全，并且在继续。她给这个故事大厦增添了一块石头。《扬·安德烈亚·斯坦纳》也许是这一感情历程的最后一站。她当然可以说自己是无人不晓，因为她的每本书都很畅销，她与读者建立了长期的来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杜拉斯，正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身上有一部分芭芭拉☾5☽，那是女歌手和公众之间最美的爱情故事。对杜拉斯来说也同样。既远又近，她越过千山万水，可以说是“穿越世纪”，终于来到了大众身边。对他们来说，她既是一个朋友，又是一个神秘的萨满。在20世纪，哪个作家能这样说呢？谁能自诩有这样的影响力呢？她知道这一点，并为此感到骄傲。更了不起的是，她利用了这一点，因为那种诱人的狡猾在她身上从来没有消失过，就是这种狡猾让她重新融入了她说她最讨厌的东西：社会。她决定离开梅迪西奖评委会，是因为她觉得“人间喜剧”中的所有恶习都在那里恢复了。她说，奖项，“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社会”。她一辈子都不断地想离开它，毫不犹豫地践踏它，宁愿与圣人为邻。为什么不与上帝同在呢？她的姓氏中不是还有上帝的痕迹吗（Donnadieu）？但确切地说，她身上的某些东西又让她重新与这个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让她利用它的规则和习俗。
从此，她的任何一句话都会引起轰动，成为新闻，被人们所阅读，甚至被当作预言（她去莱邦热采访维勒曼事件并被《解放报》广泛宣传时，这种式样就已经开始了）。1992年，演员兼导演迪迪埃·贝扎斯（Didier Bezace）把她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谈话搬上了舞台。她就此走进了传奇，出现在法国历史的很多页上：抵抗运动、集中营、清算、反殖民地、社会党上台等等。《玛格丽特与总统》（Marguerite et le Président）的上演取得了成功，有人以为她会因此而写进历史。她有本领永远与世上最重要的事件巧妙配合，拥有可以让她发表意见的权威，甚至与决策者一道宣读历史……她允许保尔·奥查可夫斯基·洛朗（Paul Otchakovsky-Laurens）收集她在1963年到1992年写的各类文章和文字：不是压箱底的东西，而是她仍然感到骄傲的文章，可以作为作品的内容或曾是她作品的落脚点的东西：左派和右派、画家、女艺术家、电影、神话般的地方、特鲁维尔、威尼斯等。.出版社的出品人同意了，把仍可能混淆或变化的文章进行了整理。作品成了《外界》的续集。《外界》是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出版的，已收集她在上世纪60年代为了谋生而应《法兰西观察家》或《浪潮》的要求而写的文章。在这部后来叫作《外面的世界》（Le Monde extérieur），副标题为《外界.》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找到“拉夫·吉布森☾6☽和卡拉斯☾7☽”“女摄影师雅妮娜·尼斯（Janine Niepce）”“威尼斯和中国”“伯格曼‘仍然与永远’”以及“与死亡有关的权力”，所有“写外面，为了外出”，她说，“在外面”的文章……
这本书出版于1993年，同一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被许多人认为是她的文学遗嘱的作品《写作》，书中收入了若干被人遗忘的文章，如“英国飞行员之死”。但在这本“混合”的书中，人们最看重的还是首篇“写作”，写的还是她很多年以前在她关于写作艺术和创作的秘密的著作中阐述过的内容。好像她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了，直奔由于《情人》而获得的那种自由：“波峰”写作，主题与题材变化无常，把它们连接起来的跳板艺术以及她重新找回的青春。作品中的那种清新和清澈甚至让人吃惊，孤独、酒精、诺夫勒堡、玫瑰与孩子、穿过她所在的凡尔赛之路的法国历史、被她成功地改编成道德寓言和哲理寓言的轶事，比如写一只绿头大苍蝇之死，那只苍蝇在方格地砖上奄奄一息，她久久地观察它的颤抖和痉挛。那个暗示我们大家都将死亡的寓言，是一个拉辛式的小小悲剧，语言不多，但很像是拉辛在《贝蕾尼丝》前言的道德教诲，很少内容与主题相关：生命、痛苦、死亡、沉默。杜拉斯知道，这本书将真的成为她最后的著作，所以写得很用心，尽管她已经初现老年退化的迹象，但她硬充好汉，想去宣传促销，而这些事她以前是很少参与的。在她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她同意去做，想重新找回公众，找回读者，找到人。她一直观察着他们，并常常从中挖掘出故事和小新闻，同意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最著名的迪旺书店签售。读者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待她给他们在书上签名。杜拉斯不慌不忙，跟他们聊着天，很高兴能待在那里。对她来说，这是够异乎寻常的了。消息越传越广，最后不得不把她从读者当中拉走，否则她非在那里过夜不可……她的作品在继续出版：伽利玛出版社乘《写作》出版之势，终于获准重新出版一直被她当作小书的《厚颜无耻的人》。她已经把这本书的版权授予普隆出版社，因为在1942年，伽利玛和格诺没有出版它，而普隆出版社的女审读员多米尼克·阿尔班却很喜欢这本书。不过，在同意重版前，她把书又读了一遍，对书的质量感到很满意。她觉得这本书总的来说相当不错，她常常这样自我满足，认为这本书远远超过同一时期创作的小说！书后来收入“福里奥”丛书出版，封面是杜拉斯公爵的城堡，就在她父亲以前在普拉提耶购买的屋子旁边，他原来还以为能让重新组合的家庭住在一起……
她刚刚在P.O.L.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扬·安德烈亚·斯坦纳》，是她跟70年代卡宴那个陌生的年轻大学生长期结合的总结。多年来，她不断尝试这种理想的新结合，最后，她一直以为不可能的事情终于成功了，因为，她早就说过，“世上的任何爱情都无法替代这种爱”。虽然说得这么肯定，但她一生都想反对它、拆穿它。这种新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却很诱人，衷心地呼唤着她，让她继续追求，一直天真地反复寻找。“那种爱情”，正如扬·安德烈亚所称呼的那样，有它的特殊性，无法完全满足人的欲望。但对杜拉斯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是她的性格使然。她尝试着这一不可能的结合，有时天真地问自己，同性恋者是否真的不能进入女人。她纠缠着扬，有时甚至一边咄咄逼人地答应他，一边吓唬他说应该投入到“她平静的性器官”中。但面对不可能战胜的挑战，她放弃了，却没有因此而言败。所以她后来扭转了局势，改变了故事，把扬·安德烈亚变成了她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可能把他犹太化了，把他钉在了她巨大的人物画廊中。那些人物变成了神话，劳儿·瓦·斯坦、副领事（从某种程度上来，扬·安德烈亚是他的变形）、在萨瓦纳湾的路上流浪的女乞丐、母亲、小哥哥保罗，从此以后，他总是把扬比作小哥哥。在《扬·安德烈亚·斯坦纳》中，她又抓住了贯穿全部故事的那根红线，重写故事，重新组织，把它加入完全属于她的其他故事中，在遇到这个年轻人之前的故事。从此，扬·安德烈亚·斯坦纳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永远进入了她的生活，因为他进入了她的作品。她以此方式让这种不可能的、不确定的关系成了永恒，把它固定在传奇中。由于这一变身，扬将精心准备在许多人看来是神话的东西了。但在写作中，在她独一无二的素材库中，一切都在互相转变。杜拉斯只专注于自身，因为她已经从爱情的束缚中，拿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从“强制性的现实”中摆脱出来。欲望进入了作品，不会再粗暴地进入她的生活，纠缠她。
她78岁了，觉得自己的体力衰退了，她还有力气写新书吗？她怀疑。她让扬安排她的生活，管理她的时间、档案及合约事务。她不断地谈论写作，好像那是她生命的唯一动力，但她只是说。她常常想起死亡，而且她也知道，写得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失去了填满白纸的乐趣，一天到晚只是说，这也许是死神临近的预兆。可死神是否曾离开过她？她知道它一直和她在一起，给她带来痛苦和忧虑，那种神秘的回光返照只能她能感觉得到。慢慢地，与死神来往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长期以来评论家们觉得不可能的道路，即上帝之路，她现在正在走。不是因为她皈依宗教了，她一直是个极端的世俗者，而是因为她以自己的方式，可以说，她以自己的听觉，听到了确实来自不可及的世界，来自写作的圣地秘密而晦涩的歌。
她呼唤这种无法抵挡的诱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布莱士·帕斯卡尔。帕斯卡尔的著作她读得很多，从中发现了他对上帝无时不在的向往。她谈起自己已故的家人，谈起了他们死，后悔没有更多地到家人的坟墓上祭奠；她又谈起了普拉提耶，谈起在西南部她毫无理由想重新买回来的屋子，因为屋子已成废墟；她喜欢参观墓地，诺曼底小树林中的墓地，她和扬常去那里走；她也接受采访，如果说她再也没有力气拍电影了，她却喜欢进入朋友们的电影中，比如说伯努瓦·雅科。当时，她儿子乌塔与朋友让-马克·杜里纳合作拍摄一部关于圣伯努瓦街名人群体的长片，几个月过去，方案越来越厚，新的资料不断增加。她高兴地对影片进行技术审查，讲述极残暴的战争年代，在那个时期，她是那个充满“不屈精神”的特殊抵抗组织的灵魂。她现在还能从中认出自己，总是喜欢反叛，说话一针见血。但她知道，在黎明前的那几年，她用来形容爱情忧伤的“狼牙闸门”（“就像一个狼牙闸门落在一个女人面前，把她带到了他方。”她说），这次真的落下来了。她并不寻求返老还童，相反，她承认这种衰老，并试图给它以另一种光芒，智慧之光，她在此生最看重的就是智慧了。她的目光一直警觉而敏锐，随时在判断，入木三分，往往很果断。死神的逼近（我们就不说是死神带来的杂乱了），迫使她采取另一种生活艺术，另一种行为方式。她不是因此而平静了吗？因为她的整个一生不外乎是由颠簸、决断、破裂、陷入深渊和挣扎组成的，幸福的时光很快就被生存本身的不幸和上帝的沉默所夺走。所以，她没有神助，需要独自应对，走向秘密，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设法揭开它们。前进的道路非常艰难，她现在已经预感到后果了。她累了，但没有失败。还没有。
慢慢地，她还是淡出了她如此喜欢“读”和访的世界，她一直想揭开这个世界的秘密，有时似乎有魔法，能通灵。她最常用的词汇当中不是有“看见”二字吗：“我看见了”她经常这样说，好像前进在厚厚的夜色中，试图发现它被遮掩的光芒。1992年，她同意接受皮埃尔·杜玛耶（Pierre Dumayet）的采访，这可能是她作家生涯中所接受的最后采访之一。特鲁维尔的黑岩旅馆，在她兼作客厅的房间里，挂着海滨浴场的照片，放着几张藤椅，坐垫已经旧了，木桌简简单单。记者把他以前跟她做过的两次访谈节目回放给她看，一次是1964年拍的，关于《劳儿之劫》；另一次是1966年拍的，谈的是《副领事》。杜拉斯很激动，拍完以后她就一直没看过。她的沉默和压抑在画面上可以感觉出来，脸部的特写镜头显示她的模样“被毁”了，正如她在《情人》中所描写的那样。那场新的访谈终于把作品从作家那里解放了出来。口头语从来没有这么像书面语过，“写出来的东西”从来没有如此“口语”过。常常出现沉默，强忍住激情和深深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