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传·一个世纪的穿越 精彩片段：
Chapitre 12 Au coeur de la Durasie在杜拉斯作品的中心☾1☽
好像是她似乎在《八〇年夏》之后就签署的“自传条约”所迫，在与扬·安德烈亚建立了关系之后，她重拾自信，开始创作后来于1984年7月出版的《情人》。
她回到了不断地追在自己身后的东西，循着香料的味道和西贡大街上的嘈杂和拥挤，回到了那个可怕的家庭。这个家庭向她显示了古老的力量，给她传递了野蛮和谋杀的本能。整部小说都围绕着她跟那个年轻的中国人持续了一年多的关系展开。他来找她，就像《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约先生，开着一辆跑车，送她钻戒。
如同音乐中的密接和应☾2☽，交响乐的所有主题都聚集在一起，她在这个故事中也回忆了情感教育和母亲对她的教育。突然间，一切都出现了，那些已被埋葬的东西，记忆之井，在十多年当中，仍不断地冒出，滋润着作品，创造着作品，像地震一样动摇它，展现着它的断裂之处，那就是书。
她反复咀嚼把她与初始知识结合起来的这种悲结，就像咀嚼祈祷用的面饼。她一直拥有那种知识，甚至在小时候就有了，“因为谁也没有办法让我们改变记忆”，她写了《情人》，那是过去所有作品的另一个版本，另一道光芒。
那本书很快就获得了成功，长时间被愚弄的公众好像最终将知道，将进入作者最隐秘的内心，满足自己的好奇。
但杜拉斯的成功，永远来自“公众的错误”，正如她在谈及《广岛之恋》时所说的那样。事实上，没有哪本书比《情人》更适合杜拉斯的美学，没有哪本书比它更不按时间顺序来讲述，它像一般的传记那么通俗，讲述着表面化的事情。
书中呈现出一种虚幻的真实，矛盾处处，也就是说，真实的生活之间连接得很不严密，如漫天霜雪，给语言撒上了一些白色的粉末，把似乎已经清楚的东西又弄糊涂了，甚至弄得更加难懂。杜拉斯显然是违约了，“关于我的生平的故事不存在”。她的生活，就在这种肉欲的亲近中，在零零碎碎的事情中，在对他人冷漠而变化无常的恐惧中。
“想写爱情，就要反对语言浪费：在那个让人恐慌的区域，语言既太多又太少。”罗兰·巴特在《爱的絮语》中曾如此说。
杜拉斯现在就在那个区域，一个难以描述的地方。她在那里摸索着，把那里当作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地区，所有的时间都混淆在一起，想象与真实，幻想与保存的照片，从“我”到“她”，小女孩，她，年轻的姑娘，孩子。
她的生命从这个破了口、口子张得大大的地区回来了。她在这种无法描述的虚空中用镐头挖着，想创造生存的空间。她在《情人》中所说的，就是她在生活中所信的，即“时间之间或深或浅的”呼应，让它们自己发生作用，不去要干预。“写作的考验，”她在《新观察家》中谈起《情人》的时候说，“在于每天要与正在作的书保持一致，再次跟它保持协调，受它支配。与它保持协调，与书。”
她的叙述技巧在当时完全成了异类，她好像成了一个自己也在寻找幽灵的幽灵，寻找转瞬即逝的过去的幽灵，让故事具有“雾的厚度”。隆斯达尔扮演的杜拉斯，被福柯认了出来。她写道，正如福柯后来在《雷诺-巴洛丛刊》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记忆的层面，一种完全清除了任何回忆的记忆，那无非是一种雾，不断地反弹着记忆，关于记忆的记忆，每种记忆都消除所有的回忆，如此无穷无尽。”
不过，占上风的还是误会，书名让人觉得有点冒失，坦白得有点无耻，继续激起情感和欲望，变得通俗了，面向“并非为他们而写的公众”（皮埃尔·诺拉语）。杜拉斯胜利了，因为她证明了文章可以有多种读法，文章应该拥有众多阅读层次，以达到永恒。
1984年9月28日，她到“文化访谈”做节目时，媒体激动到极点。她一直拒绝参加这类节目，她赞同格林、夏尔、米肖的观点，认为这是糟蹋文学。但她常常改变主意，后来又同意去了，条件是节目必须完全以她为内容，赞美她的出现，把她神圣化。她穿着一件写着“看杜拉斯”的翻领套衫出现了，黑色的背心，戴着戒指和手镯。像是伦勃朗画中的母亲，细细的皱纹破坏了她的脸，却让她显得更漂亮了。她似乎很自信，回答得很巧妙，以打破沉默。在她对面，主持人哑口无言，他相信杜拉斯所说的话，相信她的传奇，伊甸影院，但杜拉斯难以模仿的声音有点阴险，她脸带微笑，说故事发生在其他地方，带有其他时代、其他流派的色彩。
她不加掩饰地谈论酗酒，真实地显示出痛苦；谈论文学、想探索的秘密、其他作家及其地位（萨特，她一再说，算不上是作家），想到什么说什么，很多话事先并没有想好，而是即兴的，爆发出来的，重新想起来的，也许是她最关心的；谈她所做的所有事情，现在还在做；尤其是谈她自己，这是她避免不了的。那本书重印了，畅销得使午夜出版社难以满足“添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