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莱辛自传（1919-1949）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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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街上遇见了多萝西·施瓦茨，作为“进步分子”中的一个持异议者，她在很久以前（只不过是四年前）认为我很适合加入其中。此刻，她正站在蓝花楹树下，臂下夹着书，仍是那个身材娇小、深色皮肤的聪明姑娘，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她冷静地听着我用跳跳虎的“幽默”风格向她倾吐心事——我如何讨厌自己的生活，“白人文明”如何，女人们的茶会是怎样的。在她面前，我并没有说讨厌自己的丈夫，只是提到他是个保守派。一个女人也许会坦荡地说自己的丈夫是可怕的守旧分子，但绝不会说他是个讨厌鬼。多萝西表示，她觉得我应该去参加一次会议。在我可能会说出对她朋友们的厌恶之前，她说她指的并不是那些愚蠢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另一群真正的革命分子，并且他们认为是时候见见我了。
这种恭维话确实让人难以抵挡。
无论置身于怎样模棱两可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可能在被各类人士和群体所注视，观察自身的潜力和表现。即便这听起来可能妄自尊大甚至妄想偏执，我只能说这样的情形我目睹过一次又一次。这些观察者们也许心怀敌意，并非总是仁慈亲切。
我开始跟多萝西会面，常常也包括别的一些人（如今他们于我都是一片模糊的形象），大多数是空军成员，还有欧洲来的难民。我们的会面地点包括迈克勒斯酒吧、戈兰大饭店，以及小镇上破落地区的便宜茶室。对于我置身的这个时代，现在有必要做个说明。过去的左翼书籍俱乐部成员已经“被历史所抛弃”，现在被揭露为保守分子。政府和报纸所说的那些跟苏联有关的谎言也已经被揭穿，因为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防线上干得不错。当下的新局面需要对我们的资源，尤其是潜在的干部进行一次客观的评估。我沉醉其中。他们让我当了一个什么组织的秘书（名字我已经忘记了），这让弗兰克感到不安，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公务员不应该跟暴乱分子接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并没有被我的新生活囊括其中。
我成了一名共产党人——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陈述，任何一个有一定年龄或者有一定经验的人都能立刻理解。不过，一名年老的赤色分子也许会从某个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那儿听到：“没错，你们当时是进步分子，可为什么要选择共产主义？为什么要搞一个激进的组织？”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以及像我这样的人只能感到惊讶。时运变迁中，极少有某个想法会被如此这般迅速且彻底地重塑。最重要的是，这句话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假定：研习过六则党纲内容后，成为了共产党人的人们并排坐在面前的桌子上，“我能加入工党吗？”“不，我认为哈金斯的联合党还……”“可我觉得……”人们选择成为共产党人是因为对自己的政府心怀讥讽——这只是其一。除此之外，也有人因为爱上了某个共产党人而加入其中——哥特弗莱德·莱辛就是其中的一例，会因为被共产党集会上的共同情绪所影响而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被带入某次党内会议现场后，有人会受到其中阴谋氛围的吸引，继而选择成为一名共产党人。此外还有其他入党原因，比如对这一党派的理想主义情结、对英勇行为或痛苦磨难的喜好。就我而言，我是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这样一群人（并非分散的个体）——他们什么都读，但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我从不敢大声说出口的对土著问题的看法，在他们这里却极为常见。我之所以会成为一名共产党人，是因为响应了时代精神和思潮的号召。
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有这样一幕场景：主人公巴扎罗夫（依据人物的心理类型判断，他也许会在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甚至恐怖分子）带着他的学生朋友去拜访两个老人，这两位老人象征着过去——他们曾经历了那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即法国大革命及其启蒙思想。见面的时候，老人们就像小鸟一样嘁嘁喳喳讲个不停，两个小青年因此惊诧不已。我可以肯定，不久后，孙辈和重孙辈的年轻人将拜访我和共产主义的其他残存成员，我也将看到他们起身离开时心照不宣地跟彼此交换微笑，且都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太惊人了！他们曾经有过那么荒唐的念头……”
这个时候，两个小孩的母亲在做什么呢？她正在扮演女强人的角色。直至离开那座房子的最后一刻，她都在经营家庭、监管仆人、喝酒跳舞，带着两个孩子在林荫路上踱来踱去——不消说，无论待在婴儿车的哪一端，约翰都在抗议。除了这些，她还在继续为孩子、弗兰克还有她自己做衣服，时不时地烹饪食物，她也许会跟多拉和玛丽亚共同度过整个上午时光，亲切地聊着家常，不过她时刻都在想着另一个世界，那是她的归属，也是她的权利所在。
有这样一幕场景——身着亚麻短裤和条纹织布衬衫的女人,用她那修长光滑的双腿踏着一辆自行车，每一次碰触都让她觉得像被恋人爱抚。她因为自己的魅力和此刻的认识欢欣鼓舞，为头脑中迸发的新思想和观点兴高采烈。自行车的前把手上挂着一个小帆布椅，里面坐着差不多十五个月大的宝宝简。如果坐着的是约翰，他会跟他母亲一样兴奋，因为他喜欢运动，热爱刺激和挑战；简不同，尽管她也想跟哥哥一样，但她向来都是一个敏感细腻的小家伙，她并不怎么喜欢在树下飞驰。我清楚地知道小家伙很不安，却安慰她不要担心。她的双唇已经开始颤抖。
我因为某个事情，也许是为了取一本书或者宣传册，前往内森·策尔特的家。到了那里后，我坐在自行车座上，一只脚踏在游廊的边沿朝他微笑。他审视着我，眼神中既流露出欣赏，也带有一丝嘲讽，前者是因为他被我所吸引，后者则是因为他无法染指我。他本想做些冷静的评论，可说出来的却是尖刻的话。我怒不可遏，心想：“他怎么敢如此无礼！”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我在一场派对上看到一个身着超短裙的年轻女人，因为裙子太短，她的胯部在紧身的白色内裤中若隐若现。一天晚上，她换了一身“民族”风格的长裙席地而坐。裙子的滑动令她的脚踝露出了一英寸左右，坐在她近处的一个男人大方地欣赏着这幅美景。她向这个男人轻蔑地一瞥，倏地把裙子拉下来遮盖住了双脚。年轻女人有时会装扮得像一个诱人的性器官——无论她们对此是否有意识——看到男人们的反应时，她们会喃喃地斥责“下流畜生”。同样，她们也会认为“我新涂抹的靓丽口红，我全新的娇躯、光滑的双腿……这些都在我的思想中，它们只是我的事情、我的财产，跟眼前这个无礼的男人没一点关系，管他是不是我的同志！”
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返程的林荫道上。宝宝紧抓着小椅子的前扶手，两条小腿伸在身前，太阳帽的帽檐下，她隐忍地皱着眉头。
现在不得不提到一个谜一样的事。我在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里都对婴儿和小孩非常喜爱，我也曾一直期待着可以同样地疼爱约翰，可这个小家伙总是想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简应该可以很开心地在一个膝盖上或爱的臂膀中度过每一刻，但我却将她拒绝了。这并非说她没有得到拥抱和疼爱，只不过从我这里得到的不够多。（“妈妈，抱抱我。”）我会在以后重拾起对婴儿和小孩的喜爱之情。我在保护自己，因为我将要离开。但我并不知道，当然也不能说：“我要做出无可原谅的事情，我要离开两个年幼的孩子。”
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出现了一种很荒谬的情况——人们都在谈论着我的离开，可事实上我还在这里。烦躁不安的弗兰克对我说：“你可以在外面待得足够久，直到清醒了再回来。”对于这件事，玛利亚态度坚决、不肯饶恕，她曾非常赞赏我，觉得我和弗兰克之间是美满的婚姻。作为女性美德的化身，多拉对我表示了支持。在公众场合，她也许会叹着气说：“哦，亲爱的，哦，亲爱的，这可真令人感到悲伤。”但我们两个单独相处时，她却会对我说：“这对你有好处，真希望我也有你这样的勇气。”多拉住在我们家，作为两个男孩的母亲，她也曾渴盼生下女儿，因此她很喜欢简。她和曾经照顾过简的那位女邻居温柔地竞争着，两人都期望自己能够得到简的偏爱。与此同时，我在白天的某些时段和晚上的时间都跟同志们待在一起。听我自言自语地说着要离家的事情，他们终于对我说：“要么去要么留，我们已经听你说烦了。”无论如何，至少我不用跟他们解释说我必须要离开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认为，“白人文明”应归入“历史的垃圾堆”。（这一表述如今已经停用，但读来也有益处，它曾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他们的想法至少超前了四十年。
对于我要离开这件事，我不仅跟家里的每个人以及我的同志们谈论，也跟自己的宝宝说起。真正理解我的人是他们两个，就好像我回到了他们这般大小，又或者他们迈入了我的年纪。我跟约翰一直都是一种朋友关系，我们总是相处“融洽”，即便他生龙活虎的精气神会让我掉下眼泪。简是如此温柔顺从的小生灵，跟她在一起时，我内心的柔软也被自己那未曾承认的内疚触动了。我对他们解释说：“你们以后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离开。”我要去改变这个丑陋的世界，孩子们将会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完美世界，那里没有种族仇恨，没有不公等。（就像《大西洋宪章》所描绘的一样。）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身上携带着如同基因缺陷、厄运或宿命一样的东西，只要我留下来，它就会使孩子们陷入困境，就像对我所做的那样。离开这里，我就可以打破循环往复的古老锁链。会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感谢我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