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莱辛自传（1919-1949）_20

20

“每一个团体，无论属于哪种类型、以何种方式建立，终将会演变成宗教或神秘组织。”心理学家们这样认为。我们的团体一开始由来自欧洲各个地方的左翼人士所构成，在短暂的时间里曾是严格的共产主义组织，至少在理论上看来确实如此，后来更多地变成了一个社会福利和慈善机构的分支。

在我们离开前的最后几年里，可以说索尔兹伯里已经没有任何团体的存在。对此，哥特弗莱德肯定会表示认同。可是难道只有在自身人员构成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一个团体才会被称为“团体”吗？提起我们的团体，它更像是一股驻波，尽管形状未变，但活水却在从它的中间匆匆而过。在创始成员中，哥特弗莱德、我、内森都留了下来，不过内森本人还参与了工党政治。许多曾经作为共产党人的难民如今都发展得非常好，并且拥有了自由的观点。查尔斯·莫辛格和他的朋友们也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入进来，不过他们为之而来的却是书籍和信息。还有些人我并没有在这里说起，他们也许并不想让自己的革命经历被他人记住。

在我们中间出现了这样一个年轻人——当我们和他一同出现在公园、餐馆里或大街上的时候，他总能为我们招来愤怒和厌恶的目光。他身材细长，皮肤晒成了棕色，身着纤白短裤、金色凉鞋，他戴着耳饰，金发及肩。现在没谁会引人注目， 可他却预示着冗长和多彩夏天的来临。他头脑聪明，书读得很多，还懂音乐。他不能过一天没有我们相伴的日子，而且本人还不止一点点疯狂。他独居在一间坐卧两居室里，克格勃会通过电灯装备传递他信息，对他的思想加以控制。我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如此着迷于，并且随时准备聆听莫斯科最新公报的人。我一生注定要跟许多奇奇怪怪的人掺和在一起。仅仅在十年过后，倘若有人随口说克格勃或中情局正在通过电灯泡监视着自己，那么我可能会学着说：“哦，亲爱的，你肯定吗？咳，这没什么要紧。”

这个男人每天都会出现，无论我正在做着什么饭，他都会全部吃光。他坐在一处，叩着那穿着金色凉鞋的脚，只等着哪一刻话题转向他的偏好——而这几乎是立刻就发生了的，因为所有人看起来都想要谈一谈趣闻逸事，包括鬼屋、桌灵转和巫医。库尔特是无法避开这些话题的，常跟我们待在一起的还有那位深深迷恋着哥特弗莱德的姑娘，以及她的好友。此外，已经数月甚至数年未见的人们也都来了。大家朗读着三十年甚至更多年前的诗歌，革命在彼时激烈执拗的俄国被人格化为“疯狂的骑兵”，“神秘的僧侣和女巫”，它们共同提升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温度。凡是在非洲住过的人都会知道些巫术和萨满教，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这些“高等思想”的迹象曾一直受到了冷落。不过如今显而易见的是，所有人都很信仰神秘学说，而且在程度上甚至要胜过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一定程度的“神秘主义”，它们之间从来就不存在太多的距离。或许这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安妮·贝赞特☾1☽，她初时组织了火柴厂的女工进行大罢工，最终却发现了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2☽。神秘主义并没有在我们中间流行太久。要知道，在聊过降神会和幽灵的话题后，下个阶段一定就是实践了。听说某人发现了一种媒介后，大家就都慢慢地散去了，去探寻更激动人心的夜晚。

我们并不能说“对形势的分析”仍热度未减。在他自个儿的脑海里，哥特弗莱德已经生活在了伦敦。那么我呢，也跟他一样。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此处的“我们”包括了每一位“进步分子”——对每一位黑人所起的唯一效用便是，无论是谁提出了请求，我们都会把书籍借给对方甚至直接相送。查尔斯的朋友们还会带来别的朋友，他们还没落座前就已经在瞟向我们的书柜了。对他们而言来拜访我家可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的仆人布克对他们一无所知。他几乎立刻就会让左邻右舍全都知道，他的雇主家在招待黑人。而这就意味着，查尔斯会跟警察有更多纠葛。他们从不一齐到这儿，而是会三三两两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到达。他们也许会带上一块木头和锯子，或者装成是某种商贩。在给他们上了茶后，我会坐到游廊里去，保证白人邻居不会来打扰，这样他们才好安心地待着。这幅情景总会让人看得心痛：这些男人——彼时来的都是男人——小心地触摸着珍贵的书籍，当看到某个自己从未听过可却由别人提及的书籍时，他们会拘谨地对书中所蕴含的可能性表达着敬畏，这是因为他们所在寻求的是一种大多数同胞都遭到拒绝了的受教育机会。坐在游廊上，我透过窗子望见他们正恭敬地俯身在书的上方，而那些书却被我们理所当然地拥有着。我们还会为他们订购图书，宣称说我们知道有一个为非洲人购书所提供的基金。到了伦敦没多久我曾收到了一封信件，上面写道：“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您当时赠给我书籍，我因而通过了考试。”

那么，在这样一个图书向来贫瘠的国家里，如今是由谁在发挥这个功能呢？通常情况下这是由英国文化协会负责的，它在哈拉雷的许多房间都装进了满满的课本，录像机和各种教学设备。这些房间里总会被黑人围个水泄不通，其中又以年轻人居多，这种对教育的渴望无异于我们在那个年代所认识的那群人。不同的是黑人政府既没有提供任何书籍，也没有用资金建造图书馆。在长远看来，这种疏忽——虽然有时我们很难不相信这是一个实际策略——会成为黑人政府所犯下的一个愚蠢至极的错误。

不能设想，那时坐在游廊上的我会充满了成熟和仁慈的想法。我看着这些正派的勇士们一个一个地在离开，他们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就像是家仆或信使，紧张兮兮地留意着四下，警惕着某个没头脑的白人主妇朝他们尖叫出声——我正按捺着一肚子的愤怒。（非常可惜，共产主义词典里的“没头脑”一词已经停用，要知道它可是完美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怒火会造成损害。热情沸腾、生气勃勃和坦然大方的怒火生发自一种信念，即愤怒者自身可以有所作为，能够引起某种变化。然而有种怒火却会像迷幻药似的迸入体内，让恼怒者自身变得怀疑悲观，变得虚弱无能。“愚蠢，愚蠢，愚蠢，”我每天都会这样数次地喃喃自语，就好像自己接到了指令，要让眼睛一眨不眨地直视着那些蓄意而为的残忍，就好似一个小男孩在专注地虐待一只小鸟一样。我自然不会把这种苦恼说给哥特弗莱德听，他的反应很可能会是“革命来临吧……”

革命要在“欧洲”来临，哥特弗莱德已经对非洲不抱希望了。“或许近百年里也有些实现的可能吧……”他也许会这样说道。彼时，“正确的”信条仍然坚持认为，只有黑人无产阶级能够解放非洲。然而依照“理论创始人”的观念，当时并不存在什么黑人无产阶级。虽然第二产业中确实有黑人矿工和一些工人，可“黑人国家主义”却只是一种“反动的”背离——此处省却了其他所有的形容词。通过“对形势进行分析”，莫斯科想出了这个信条。我还记得，哥特弗莱德如常地拖着语调说，“那里的同志们应该真正感受下非洲，这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无论如何，我们始终都在追踪《先驱报》上的传闻、导语和新闻以及流言蜚语，在关注它们中有关“黑人候选领袖”的消息。查尔斯·莫辛格不知道有这样的人。现在，他才刚显露出“汤姆叔叔”的样子：他对黑人领袖个个都表示赞同，对每一个身怀才干的人都倾力相助。同时，他觉得“国家主义”所使用的暴力言辞却很让人反感。怎么可能不会如此呢？要知道，数十年来，作为一名煽动者、一名共产党人，他都在如履薄冰地以机智、幽默和耐心应对着白人的攻击。他这个人生性温和，周到体贴。如今他年岁渐渐大了，人也伤感了起来。尽管罗马天主教会曾威胁他要将他驱逐出去，可他仍然依赖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只有天主可以帮助我们，”一间屋子里充满了原则上的无神论者，可他却坚持这样说道，“能救我们的只有天主和天使。”

黑人居住区里发生了如同“黑人党会”般闻名的罢工事件，这让我们和查尔斯都大为震惊。这次罢工的领导者身处布拉瓦约。促使他们罢工的是每月1英镑的最低工资。虽说一个厨子的收入也就只有这么多，可毕竟还会有些口粮和礼物的补贴。没人能靠每月1英镑的收入过活，可议会却拒绝了对最低工资的提升。对这样一场闹剧，白人们一如既往地流露出了愤怒和惊慌之色（“黑人们造反，要把白人赶到海里去。”）然而，黑人们之所以为提出这项要求是因为他们正遭受着无以复加的痛苦、磨难、残暴——对这一潜藏的事实，我们都了然于心，不过白人们却似乎并不知情。蛮德人不会主动地举行罢工，它一定是共产党人煽动的结果，这对一场闹剧而言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情况。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白人们做了愚蠢之极的事情。那个时候，在政治上得到启迪或被告知自身处境的黑人其实并不多，其他国家里更是如此，他们还对工会组织几乎一无所知。再者说，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六十年里，黑人们一直都在被告知自己不过是白痴、落后、低劣的猴子。在确认镇子里的全部劳动力都进入黑人居住区后，当局便把大门都锁上了，在周围也都布置了警卫。里面的人无法出来，食品和其他物资也都不得而入。白人正在让这些胆敢反抗自己的附庸们忍饥挨饿，急着迫使他们投降。可就在围墙之内，有一些“煽动者”正趁此大好机会在跟这些受困的惊惧的追随者们进行交流。整整五天时间里，人群变得愈发愤怒，他们在聆听着一些对其处境的煽动性描述。这些描述无关乎共产党人或纯粹的国家主义，它们是在比较这些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处境。在政治理论与实践中，这是个短期课程。我们都不敢相信，当局会如此愚蠢。可在受到惊吓时，当局向来都变得不太灵光。白人一直在遭受潜在的噩梦缠绕，害怕黑人会造反并割断他们的喉咙。

这次监禁事件使得黑人们既挨了饿也受到了宣传鼓动，在我看来，它连同罢工事件一起构成了真正的转折点。著名的“黑人居住区会议”只是令白人们暂时地打了寒战，而绝大多数黑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不同的是，这次罢工向所有人都证明白人究竟有多残忍，尤其是对黑人的苦难有多无知。

自那时以来，我在许多情况下见过了许多次同样的现象：权势者似乎永远不知道在他们治理下的人民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内心又有着怎样的感受。看起来，就好像是有某种机制——通过使其当权或担当责任——在他们的头脑中发挥着作用，使得他们与被统治者相分离，让他们无法去想象和理解。若非如此，难道还能有别的解释吗？不过显然，当权者对公民现状的了解符合其自身利益。在伦敦时我曾许多次对位高权重的朋友们提起，在他们的下级部门和活动范围内正发生着怎样的事情，可我却只得到了这样的回应：“哦，不，那不可能，我的雇员们不可能会做那种事，你只是在夸大其词罢了。”

只有那么一次，我曾读到确实有统治者理解了这回事。在中世纪的中东地区，统治者们让检查员乔装成了普通人、请愿人和雇员，让他们监视官员们的行为。但凡发现无能力者或残酷无情之人，统治者们便会将其革职。可关键在于，每位官员和当权者都知道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个人或许就是乔装了的政府检查员，因此他们要比在无人监督时表现良好。

哥特弗莱德说：“倘若我们有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那么不公正的现象就会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