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莱辛自传（1919-1949）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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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年末，突然间，一切都有了进展。
哥特弗莱德成了一名英国公民，我也一样。我在结婚时曾丧失了英国国籍，后来不得不重新提出申请，对于这段经历带给我的感受，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比话语、泪水更深沉——咳，还有什么呢？这样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看见，也不可理解。能拿到英国护照，我相信头脑最简单的爱国者也会表示赞许。之后，规则发生了改变。哥特弗莱德在法律界名声在外，我们的离婚程序因而进行得很快，虽然法院里堆满了战时离婚的案件。至于究竟是谁抛弃了谁，我已经记不得了，不过当时我们俩还住在一起。
最令人愉悦的莫过于：孩子十五岁之前的监护权归我，此后将移交给哥特弗莱德；父母双方都可以与孩子见面，哥特弗莱德每月支付小额的赡养费——出于某种法律原因的考虑，他本人对此很坚持。我和他都认为，既然一起生活在伦敦，而我们又都会赚钱，那么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直到如今，我仍然很喜欢那次离婚协议中的条款。在那个年代，进步人士都想当然地认为，离婚应以良善收场，任何一个离婚案只是法律的程序要求，都是不言而喻的倒霉事。如今当看到女权主义者们在“进步”的名义下所提出的或贪婪或惩罚性的离婚条款时，我会觉得我们那一代要好得多。
与此同时，我们两人身上的钱也就只能负担得起去英格兰的路费。哥特弗莱德把那么一个曾一无所有的律师事务所打理得非常成功，可却连一句好话都没有得到。我靠写作短篇故事赚些微薄的收入，议会打字员的工作也有一些报酬。
《野草在歌唱》的书稿已经由约翰内斯堡的一位出版商买下了。在看过我所签下的合同后，伦敦柯蒂斯·布朗公司的朱丽叶·奥希非常生气，她说要揭露这个出版商的欺诈行为，并就此给他发了份电报，因为那个出版商要拿走我所得收入的一半。出版商给了我一个理由：“这是一本危险的书，拿这钱是为了补偿风险”。到头来他却没有打算将它出版，这人刚收到朱丽叶的电报就放弃了这份书稿。那时还没有预付款这回事。拿到书稿后，朱丽叶几乎立刻就把它卖给了迈克尔·约瑟夫。
我将带着孩子先去伦敦，等哥特弗莱德到达后，他会找份好工作，从旁支持我。
要在船上弄到一个铺位仍然很不容易，至少在罗得西亚这里确实如此。
哥特弗莱德有一位约翰内斯堡的朋友，他来过这里许多次。这位朋友是个有钱人。他建议我们放弃这座小房子，把房租节省起来，还说我可以一直待在他的家里直至我们设法弄到船上的铺位，哥特弗莱德可以留下来跟朋友们在一起。于是，这件事就这么敲定了。我终于离开了索尔兹伯里，跟它说着再见，再见。我正处于离开的过程之中——接着我来到了约翰内斯堡的一座大房子里，它坐落于我在1937年曾待过的那片富人郊区，这里也有看门狗、栅栏窗、守夜人、财富。
这时，民族主义者掌了权，一些曾经的共产党人陷入了恐慌，他们不仅开始焚烧书籍，彼此见面时也变得小心翼翼。当时的气氛说明，至多不过两年前的蓬勃自信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有那么一天，我可能会写一本小书并将其题名为“我所知道的有钱人”，我当时所在的那户人家会成为书中的重要角色。丈夫觉得用几便士买下一磅的土豆太过浪费，因而勃然大怒，他坚持说应该开上几公里远的车去外面的市场，那里的菜价更便宜一点。这让他的妻子觉得很好笑。她是伦敦东区人士，曾在“统一剧院俱乐部”待过。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那家俱乐部因其政治评论和左翼色彩的剧目而闻名。曾有许多著名的男女演员在那里接受指导，但因为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再度流行，俱乐部失去了魅力。人们如今不用“伦敦佬”来称呼某人。那个漂亮可爱、聪明大胆的伦敦小女孩，她在哪里呢？她的身影曾一度出现在书籍和剧本里（比如《卖花女》），这从她口中发出的第一个音就可以辨认出来。就像之前那户人家里的女人一样，这位伦敦东区姑娘简直无聊得要发疯，也因为嫉妒我而变得疯狂。我听到——这是我有意为之——她在给朋友打电话时会重复地喊着：“她在这儿，就在这座房子里。”渐渐地我意识到，她提到的人就是我。我从没想过自己会爱上她的丈夫，首先是因为我内心充满了太多的忧虑。那么他爱上我了吗？即便是，那也不过是最柔软的情谊。房门砰然作响，电话铃尖锐地响着，丈夫和妻子在互相吼叫。我说我会马上离开，可他们却说：“瞎说什么，你必须留下来！”接着又继续吼。
还没有任何消息说开普敦会有船来。我已经订好了南下的火车铺，就在准备离开这座最不讨喜的城市之前，发生了两件事。
星期六晚上，一个医学生带我去了一家位于黑人郊区的诊所，那里能提供免费治疗。每到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原本空荡荡的、设备简陋的大房间，就会挤满械斗的伤者。连续几个小时，我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凳子上，看着酒醉的黑人脚步蹒跚地走进来或者由担架抬进来，每个人身上都有小刀和大切刀砍击的痕迹，还在向外淌着血。这些人所经历的部落斗争，留下了一些狰狞可怖的伤口，甚至还要了几个人的性命。四十多年后，我遇到了一位来自约翰内斯堡的年轻的白人医生，他说自己在好几个周末都为一家诊所工作，从外面走进或被送进那儿的黑人身上带着刀伤，喝得烂醉，不过更多的是因服用毒品而发狂的黑人。“那些血啊，”他说，“都流成了河。”我也向他描述了自己在1949年见到的情景。一切都未发生变化，只不过现在出现了毒品，而那时只有酒精而已。
还有一件事，是一次午宴。我已经忘了当时的东道主是谁，但我知道餐桌旁围坐的都是彼时文学和政治界的左翼“名人”，有诗人尤伊斯·克里金、刊登过我的短篇故事的杂志编辑们、工会会员萨利·萨克斯以及其他几名会员。工会会员们曾在南非短暂（民族主义者结束了这段时光）地组织过贫穷的白人女工、印度工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工人，目的是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不可能！你也许会想。但这些人就是拥有着这样的特性。我们在午餐宴上讨论了什么？我没必要去记住，因为我们的话题一直都是“民族主义者的掌权对南非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共产党人正在上台”。
后来在伦敦，我收到了一名工会会员的来信。“同志！我的生命都用来服务受难的人类了，以帮助世上的劳苦之人过得更好。人类正在向那光耀的地平线前进，而我的目光始终注视着那里。我从不吝惜自己。我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是为了集体，并且……”那封信洋洋洒洒地写了十六页，直到结尾处我才明白，它是在提议共同生活，或者至少可以分享一张床。我很惊讶，因为在那次午宴中，我并没有跟这位写信者相邻而坐。不过我后来收到了很多类似的信，这的确是时代的精神所在。但这种风格只适合某些民族，很难想象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会参与这种事情。写信人包括了两名波兰人、三名南斯拉夫人、两名南非白人、一名智利的革命者，可是这些信件几乎很难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