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莱辛自传（1919-1949）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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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将全世界都卷入了进去，不同的人也都有了不同的体验。那么，这些人可能会拥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呢？身为士兵，可能会在意大利、缅甸或斯大林格勒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难民、战俘、被铁蹄或蹂躏或征服的平民也都经历着各自的体验。与此同时，距离战场数几千英里之远的人们难道就在安全距离外观望吗？没错，他们确实拥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大家全都处于活跃和纷乱的状态中，都在跟他人相抵触，即便彼此可能并没有机会见面。回首往昔，我的第一观感就是，“人们不大可能与彼此产生冲突”。这会让我立刻觉得兴高采烈、充满能量。那么，当时的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发生频率也很高。
不过，记忆向来是伟大的喜剧编剧。数十年过后，那件在曾经令人感到痛苦甚至恐惧的事情很可能只会让人感到愚蠢。我只能提醒自己，这些以幽默方式描述的论据或事件很可能会以身体暴力来收尾。我在怀疑，我的好友马克是否真的会攻击我的另一位好友阿比，只因为后者将其称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人们又不禁要问，那么他们当时究竟为何打斗呢？）苏联科学家李森科是斯大林的门徒，继承了其后天习得的性格特征（“路线”要求与命题相一致）。我不敢相信，在同这位科学家相关的一场讲座上，就因为一群“托派分子”对“路线”发出了挑战，结果导致大厅之外发生了暴力事件，两位年轻人被带到了急诊室。我也不敢相信，吉恩（一名伦敦的共产党人）宁可完全放弃脱离政治也不愿跟开普敦的玛丽亚共处一室，原因竟然是玛丽亚曾说，所有在南非的白人家族“血统”里都有黑人的印记，吉恩指责她带有种族偏见。（遭到反对的只是“血统”这一用词，而不是事实本身。）
成熟也许就意味着一个人懂得了以耸肩和微笑应答，但只有时光的生硬摩擦才会推波助澜。对当时的我们而言，似乎库尔特和以斯帖的结合都是一场超现实的战争范例，甚至连对他们的拜访都成为了一种提醒，因为尽管以斯帖的花园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天堂，可从那儿却能够望见附近皇家空军军营的高大围墙。在看到那处围墙时，每个人的心脏都难免要紧缩一下。要知道，我们的围墙大多低矮且杂乱，要么用铁丝缠绕在就近的树上（用剪下来的橡皮轮胎遮盖），要么就绑在粗糙的树桩上。可这种围墙却完全不同，其做工相当严谨。把目光投向它的时候，你难免要联想到非洲大陆上的其他空军军营，想到在那围墙之后遭到监视的那些身着灰蓝色制服的男人，他们中没有几个人是情愿来到这儿的。看到它，你也会不得不想起战争。
索尔兹伯里周边曾有许多郊区遭到匆忙遗弃，后来在战争期间却迅速地发展成了小镇。这处新郊就是其中之一，它突兀地矗立在非洲大草原上，正在迅速地交织着街巷，主路旁有一条狭窄的柏油道路，它的路况很差，通往乌姆塔利的方向。这处郊区看起来太过简易，就像临时搭建起来的营地一样。当我1956年开车路过这里时，那些价格便宜的小房子都已经被围在了花园里。在刚建成的时候，这些盒装的房子都成排地伫立在铁丝围成的栅栏里，它们的周围是荒芜的生土。主路旁是栅栏的弃物和建筑废墟，从转弯的那刻开始，你几乎马上就会看到一座色彩斑斓的花园，包裹在铁栅栏里的它就好像花束一样，这里坐落着以斯帖和库尔特的房子。通向那座房子的红砖小路非常干净，马齿苋和百里香已经在这里安营扎寨，玫瑰、紫雪花、美人蕉、茉莉和夹竹桃更是团簇成堆。前方的游廊只能隐约望见，它的台阶上摆满了植物盆栽，木椽上悬挂着门帘似的蕨子。这儿的住房全都一个模样，内部都有两个屋子，前后屋子分别是客厅和卧室，再后面还有个小厨房，它紧挨着一个迷你游廊。房屋前面的游廊宽阔成荫，简直可以算作第三个房间。客厅摆件齐全，桌椅都是土著人的手艺，地板上面铺着芦席，印花大窗帘上写着“英格兰，英国”。每个平面上几乎都摆放着一瓶瓶优雅的花朵。屋内的墙壁上挂着英国水彩画，还有从维也纳的画廊里弄来的布勒哲尔画作的复制品。
以斯帖是花园的主人，她在清晨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都会打理一下花园。当我们去拜访她，站在砖路上的时候，只见花园深处一阵扰动过后，以斯帖从波浪般的绿色草甸中站起了身，身旁的花朵在左右摇曳。“哦，真高兴你们能来，请进吧。”她面带微笑，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接过一只稳住她的手，嘴里表达着感谢，说这是自己最需要的帮助。她先上了游廊的台阶，呼唤着“先令，请给我们来些茶”。听到她的话，库尔特的责备声已经响起：“亲爱的以斯帖，请叫对他的名字吧。”
“真抱歉，”她轻轻地说，“我总是记不住。”在悬垂着绿色蕨子叶的游廊里，这个漂亮纤弱的英国女人正笔直地站着，衣着得体，戴着一副厚重的园艺手套。她一边踏着轻盈的步子迈入了房间，一边说着：“瞧呀，亲爱的，我们有客人来了。”
库尔特正坐在一张椅子里沉思，这椅子对他来说太小了。他身形很高，身材结实却不肥胖，肤色深，有些像绿色或铜色。他的身体曲线柔滑，面色沉重，脸颊长，长着一个宽厚的扁鼻子，厚重的眉骨下是一对专注的黑色小眼珠。他的头发修剪得很短，难看的脑壳显露出了形状。尽管外貌难看，他却很有些吸引力。他在维也纳出生和长大。虽然他本人不太认同，不过我们却一致认为他的祖先里必定有蒙古人。那个年代的人们可能会说：“某某人一定有蒙古血统。”当然前提是他们并非“进步人士”。这是因为我们这些进步人士还尚未用“基因”一词来替代“血统”，这也给讨论带来了不少困难。以斯帖自然不会有什么困扰，因为她对政治没什么兴趣。她会带着沉静却深情的笑容，朝丈夫若有所思地说道：“想想看，蒙古人在你们的土地上可是入侵了好几个世纪呢！所以有蒙古血统的人肯定少不了，就像你、我和维京人这样。”
“以斯帖，别用‘血统’那个词，求你了。”
“为什么呢？”
“是希特勒。”他咕哝了一声，悲切的目光凝视着她，眼里充满了故事。对于这样的目光，她向来都敢于迎视。“可我并不是希特勒，对吗？”她会这么说。
以斯帖来自英国的乡村小镇。如果说她有什么敌人或对手，那一定就是库尔特，反之亦然。一个轻松活泼、明白事理，一个面容沉重、饱经折磨——任谁瞧见了这一对儿都势必会感叹造物主的不可思议。以斯帖做着一份老师的工作，可生活却捉襟见肘，这是因为她把大部分工资都寄给了还在故土的病弱母亲。库尔特并没有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他在公共工程部任职。作为一位博士，他一直在准备应对希特勒对欧洲施加的残酷暴行。倘若没有发生战争，他的人生肯定是要在大学或报业中度过的，他也会在咖啡馆里跟人谈天说地。事实上，从十二岁开始，他大多时候都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一言蔽之，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来说，“知识分子”这个词汇可要比平常更能令人动容。
如果说有什么事能够吸引到我们这些不成熟的南罗得西亚人，那就是这些难民每时每刻都在谈论政治和意识形态。虽然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农区的人也都在谈论政治，可我们却从未想到过政府的反常行为，也没想到过公司会掺进政治里。在他们看来，这些移民在思想上的忠诚至关重要。他们将自己那未被我们知晓的身份全都对我们说了出来。“瞧，我是一个相信弗洛伊德的人。”“我信仰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第三帝国！”“青年！”这些人从未停止过讨论和争吵，他们的报复活动秘密且倨傲，有时也会布满血腥。
哥特弗莱德说，库尔特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所受的真正教育不过是来自维也纳咖啡馆里的那些言谈，等后来住进维也纳的公社和理想型集体以后，他所遵从的意识想法则来自某个接过弗洛伊德衣钵的心理学天才。每次在与人交谈，确切地说是在演独角戏的时候，库尔特总能提起他在公社里度过的那些岁月。坐在椅子里的时候，他会把身体向前倾出，似乎像是要急迫地抓住某个还未明朗的想法，不过他却只能被自己的骨骼、躯体和物质生活的负担压制在这个极其易损的无关痛痒的椅子里。他的思想绝不在我们的层次范围左右——哪可能会在呢？要知道他这个人所追求的是某个一旦抓住就可以永远持有的真理，如同抓住了大头针晃动的末端一样。“别动！我已经告诉过你，不是吗？”库尔特是个无法静坐不动的人，他坐着的时候总要抖来抖去，一边顿足，一边还会用手指叩击椅臂。
“你必须要明白！我们已经成功了！这是重点！过去那些年我们都在过着理想的生活，同志们的生活！名副其实的同志们！”说到这里，他会用责备的目光看一眼哥特弗莱德，或是其他任何一位刚好就在附近的共产党人典范。“我们分享一切，一切！除了衣服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物品。我们可以拥有一件夹克、一条裤子、两件衬衫、一套运动衫和一些内衣，这就是全部东西。我们还分享食物、金钱和书籍。”说到这儿，他会从容地递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扬扬得意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