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莱辛自传（1919-1949）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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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普敦回来时，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离开……但后来知道，没有什么事是很快就能发生的。事实上，当时我正处于生命中一个静止的时光里，它就像一个僵局、一片沼泽、一处流沙，令我的双脚沉重无比。当然，这不是我最后一次被环境所困，我只能耐着性子捱过去。战争时期我们还开玩笑说：“倘若来一场百年战争……”而在战争结束后的日子里，这种玩笑已不多见。假如战争迎来了大众的普遍欢乐，那么战后的境况就只剩下单调的灰暗和压抑。人们暗自想着：“怎么竟会发生这些可怕的事情？”同样，在经历过不愉快的遭遇后，一个人就会只想睡上一觉。如果我说“这段遭遇”仅仅持续了三年半，那么这是不诚实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都知道，办理护照、签证、入籍和归国事务的办公室里挤满了提出吁请的人们。作为一名律师，哥特弗莱德从相关部门得知，眼下工作进展相当缓慢。与此同时，就像其他律师事务所一样，豪伊-伊利事务所正忙于应对那些难民：他们中有的想要成为英国公民，有的想打探亲人的下落。这个时候，曾发生在德国集中营的一切变得真切起来。（起初，它很难为人们所“吸收”和适应。）“某个独裁者斩杀了数以百计、千计和百万计的人，”对于这样的消息，我们早就有所耳闻。希特勒、波尔布特、霍梅尼、萨达姆·侯赛因……似乎无穷无尽。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对我们所有人这样说道：
我的动物，我的时代，
试问谁敢直视你的双眼？
你向后望着，残酷且虚弱，
露出傻瓜般的笑颜：
立即跑开的动物，
在回望自己的足迹。
那些年里，我从兰姆先生那儿获得了丰厚的薪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偷偷地接触到政治。只有我一人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一天的状态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时达到顶点、游廊上不断谈论着政府话题、任何时候都在吐露政治性的话语。现在我能够对自己说：“假设自己从未阅读过报纸或听过新闻，从未跟政治有过任何瓜葛，那么你和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假设并无益处，因为我觉得政治这东西向来很迷人。兰姆先生曾是南非的一名有志青年，如今上了年纪的他总是一遍遍说起那段往事。
“人格”、“冲突和种族关系”、“阴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从杰克·艾伦和玛斯多普夫人那里听来的，不过其依据的政治观点很不一样。“他可真是个老顽固。”当我跟他们说起自己在午后打字时听来的话，他们这样提醒我，“纯粹的资本主义谎言。”
跟他们不同，兰姆先生对我说：“亲爱的，要记住，正像特伦斯说的那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把机器调整成单行打字的模式吗？话说回来，在他的下一个预算案里，马克斯·丹齐格简直是要毁了这个国家，他简直就是非洲南部最虚荣的人。我总听他说：‘哦，欢乐罗马，我出生即是你的长官。’你应该很熟悉西塞罗吧？可以开始打字了吗？我将在预算案里引入弗朗西斯·培根的话，‘如果不应用新疗法，就会遭遇新问题，时间是最伟大的改革家’。不过，要是丹齐格也引用培根的话——不，不，亲爱的，不要把这句话也打下来——如果要引用培根的话，丹齐格那家伙最好还是记得，他自己曾说过疗法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我们能把这段话重新来一遍吗？‘我将在预算案里引入……’”
“一旦他们开始引用拉丁文，”杰克·艾伦说，“就意味着他们打算逃避什么。”
到了早上，我就学习写作。在这一时期，我重写了《野草在歌唱》，还写了许多短篇故事，也没停止诗歌创作。如今看来，那些诗作就像是从正在前行的雪橇背面抛向忧郁狼群的安慰之物。
其中一些短篇故事发表在了约翰内斯堡一家名为“民主党人”的杂志上，还有的发表在了《远足》上。大多时候，我都是写了又撕掉，撕掉又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