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莱辛自传（1919-1949）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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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战争时期，我一直都在说：“等战争一结束我就离开。”可这不过是无稽之谈。我的少女梦想依然完好无损，戈壁、 喀拉哈里沙漠、其他自由自在的奇特幻想，我漫步在地中海沿岸，那里美酒飘香，玫瑰盛开，夜色温柔。等到战争结束时，人们渐渐意识到世界各处都遭到了可怕的伤害，我那梦想登时也消失了。
欧洲、德国和苏联传出的消息全都关乎破坏、苦难、死亡、集中营、难民和迷失的孩子。从那时起直到这时，在世界的这个或那个角落，人们都在观察和倾听着这些消息。此外，那时候人人都相信，人类不会愚蠢到容许这样的磨难和损耗再发生一次。数十年后的今天，这种质疑心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即人类是一个无法对事情加以掌控的无助群体。朝鲜战争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五年，这场可怕的“小规模”战争是一次冲击。当下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战争迥异于这个国家给欧洲所留下的印象，因而也具有一样的冲击作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人类绝无可能会容忍朝鲜战争。
哥特弗莱德为我们描绘的画面中有流连聚会的女伯爵、爱意满满的保姆、博学多思的父亲，而且他形容自己妹妹的未婚夫是“一个终身学习者，肯定成就不了任何事情”。不过，哥特弗莱德此时从德国得到的消息却让这幅画面生动了起来。克劳斯和艾琳在战争刚一开始的时候离开了德国，不过后来又返了回去，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因为这是身为共产党人的责任。他们的母亲表现得就像没发生战争一样，听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会被判处死刑，可她却仍在坦然地倾听。（家里人都说她简直是疯了。）尽管家里曾一度被安排成了纳粹党卫军宿舍，可她竟侥幸逃脱了惩罚。艾琳竟然曾把犹太人克劳斯藏在同一个房子里躲避纳粹党人。克劳斯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他曾为纳粹要人做过一次流产手术，也借此机会从死亡名单上为儿子除了名。战争快要结束时出现了饥饿，身材瘦小的艾琳每周都会两三次地步行去数英里外的乡下，从农场买一袋土豆背回柏林，以养活全家人。那位终身学习者后来成了东德的一名高官。
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消息最初是由汉斯·森传出来的。作为一位红十字会代表，他听到了一些谣传，可他却只相信其中的半块内容。他跟哥特弗莱德俩人会一起待在我们的公寓或咖啡厅里沉默不语，或者，他们二人也会跟彼此交流意见，听起来就像是在给自己的血肉注射迷幻剂。他们也许在一切事情上都意见相左，但却有一个双方都尚未意识到的共同点：如若不是在词义上，至少在语气中也透露出对文明主张的讽刺和怀疑。（使欧洲和美国分离的正是这种怀疑态度。）有时候十多个人会围坐在我们的房间里边听新闻边讨论，他们会进行到很晚，甚至还会整夜不眠。
与此同时，太平洋战场仍在继续，日本城市被炸成了灰尘和废墟。因为无知，我们对日本的理解并不精确。战争结束时，很少有人会谈起“好德国人”。由盖伊·萨杰所著的《被遗忘的士兵》（The Forgotten Soldier）遭遇了人们不公正的忽视。这本书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名年轻无知的士兵正在对抗苏联的前线参加战斗，随着苏联军队的挺进，他不断地向后撤退，再撤退。当时正值冬季，他身着单薄无用的衣服和靴子，有时一连数日都没有东西可吃。他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混血儿，跟德国人为伍实在是件祸事，他的年轻战友大多都死了。在他就快要结束自己“希特勒的士兵”身份时，盖伊·萨杰（这个名字可以用法语和德语发音）受到一位法国官员的邀请参加了占领区军队，这位法国官员急于拯救这个年纪不过二十岁的饥饿士兵。该书流露出一种黑暗且汹涌的痛苦，一种洞察力——你无法将之称为“抗议”，因为它所栖居的各种经历层次意味更为深远。多年后捧读这本书时，我察觉出了当年在南罗得西亚索尔兹伯里的那些难民朋友所抱持的心境。当然，这种心境也属于我的父亲，他对那场逝去战争的追忆反对他想起这场战争。见他苦恼至极，我母亲把报纸都藏了起来。他气喘吁吁地瞪着眼睛，于脑海中看到炸弹正在落向日本小镇，一个个岛屿上的日本人也都在撤离。“这很好……”他不断地喃喃着，“可这是谁的错呢？发动战争的又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听起来就好像他曾受到了责备似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发动战争？为什么要袭击珍珠港呢？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瞧啊，瞧瞧现在正发生着什么事吧！”每天他都像第一次知道似的不断说起。
哈利在地中海炮火的影响下听觉越发变得不灵敏——他正在英格兰一家著名的耳科医院就医。
“可这本来就不需要发生。”父亲用瘦骨嶙峋的手紧握着我的手腕，低声说，“如果他们听了丘吉尔的话……”很快，他又开始讲道：“在战壕里，我们常……”我走了出来，欢快地向着皇家空军营地而去。此时，母亲的追随者们正散坐在通往游廊的石阶上逗母亲养的小狗玩。在受训尚未结束前战争就结束了，因此空军学员们总会觉得自己的青春年华里缺少了真实的生活体验。看到我驾车离开时，他们会跟彼此交流，说我的母亲嫁的是一个德国人，说我正在煽动卡菲尔人造反，等等。要是住在殖民地的话，他们立刻就会遭到同化。
原子弹投掷在了广岛和长崎，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比粉碎日本东京和大阪、德国德累斯顿和英国考文垂糟糕到哪儿去。我们都觉得：“谢天谢地，战争终于结束了。”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战争是无论如何都会结束的，而且速度还会很快。
哥特弗莱德认定自己想在英格兰居住，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也打算住在伦敦。他不会是莱辛家族的第一个英国人——他的一位表亲最近刚成为了一名国会议员，其他富有才华的家族成员也都在英国生活和工作。哥特弗莱德打算在索尔兹伯里耐心等待，直到自己获得英国国籍。事后想来，他似乎并没有必要觉得焦虑：他几乎必定会得到英国国籍，一则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是法律联合会里的知名人物。不过，在流亡国外长达十年后，他现在都在以难民的身份，即一名曾遭拒绝的人的身份在感受和思考。再者，多年来都担心着自己会因为参与政治（他本不该参与其中）而被送回拘留营。他并不觉得自己一定能够被接纳为英国公民。他想要我跟他一起等待，直到他成为英国公民之后再跟他离婚。他说，离婚经历会成为一个污点，这也许会使形势对他不利。
我同意了跟他一起等待。我们都觉得这个目标的达成可能得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且也觉得不如在这时候生个孩子。我们以轻松的方式把这事告诉了朋友们：“我们打算添一个孩子，反正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潜藏在我们讨论之下的正是实用性和常识概念。别忘了，我们可从未想过要白头偕老，我们的结合不过是环境所迫。离婚就像结婚一样，二者都只是一套程序而已。离婚后我们会成为朋友，都会对这个孩子负责。再过些时候，我们都将忙到没法“添置”一个孩子。哥特弗莱德为英国工业的某个组成成分充当顾问，而且也知道自己会做得很好。不过，他是如何使自己完好无损的共产主义信仰与顾问身份相协调的呢？事实上他并没有去协调。在离开罗得西亚之前的那些年里，人们会前来向他求教如何做生意、赚钱和投资——这些都存在于他的头脑中，同时他仍然还是“哥特弗莱德同志”。假设他真的留在英格兰并且成为了一个营业顾问，那么情况会变得如何？他是否会变得完全不同，成为像父母一般的自由党人呢？我对此有所怀疑。他是这样一种人——我见过很多——尽管过着循规蹈矩的平民生活，却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框架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脑海中的某个地方。
尝试了约莫一个月后，我在1945年圣诞节前后怀孕了。这个消息博得了普遍的称赞，更确切地说是同志们的称赞。这群年轻人有的才刚结婚，有的即将结婚，诞生在他们中的第一个孩子将会是幸运的，承载着所有人的希望。哥特弗莱德很开心，他说拥有一个满地乱爬、尿在尿布里的小家伙是一件好事——显然他认为出生的会是个男婴。女人们开玩笑说，希望哥特弗莱德能够承担起换尿布的责任。可见，女权主义并非诞生于六十年代。
我父亲问：“为什么要抛下两个孩子，又生一个呢？”我母亲给出的反应则是言辞激烈的指责。
如今看来，我们当时所进行的理性和睿智的讨论根本就与此毫无瓜葛——这就像我在1939年先后怀上约翰和简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正是“大自然母亲”在弥补百万条生命的陨落。眼前这个健康可育的年轻女人会做得很好，而且她也想着、渴求着再生一个孩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时期的两个记忆在不断加深。其中之一是俄国人决定在一个类似剧院的公众场合绞死那些犯过战争罪的德国军官。对于此种残暴，各地都在发出抗议。换句话说，即便过去的五年充满了各种残酷，可整个世界却仍会对公众绞刑做出反应，认为它是中世纪和野性的回归。此外，还有一种论调自1941年之后便没有再出现过，因为这段时间里“作为野人的俄国人”一直都处于休眠状态，“俄国人都暴虐成性，漠然无视公众舆论……”放在今天，类似的情景几乎很难被注意到。我们对恐怖习以为常。有谁还会提出抗议呢？在我写作时，这些难以言喻的恐怖正发生在原来的南斯拉夫大地上。没错，我们注意到了那就是恐怖。那么我们是否感到了震惊呢？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