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学史 精彩片段：
第五章 南北诗风的融合与南北朝民歌的风貌
第二节 庾信与南北诗风的融合
西晋末匈奴、鲜卑等部落先后入主中原，文化中心随着晋室南迁移到了长江流域，原来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成了烽烟不断的战场，长期的战乱使汉魏故地深厚的文化积累破坏殆尽，飘荡在大漠荒野的只有那些鼓角横吹的歌声。历史上所说的“南北朝”始于宋武帝代晋建宋（420），终于隋文帝杨坚平陈统一全国（589）。“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北魏统治者鲜卑拓跋氏先世久居塞北，直到道武帝统一北魏前还处在游牧状态，由于久“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北史·魏本纪》一）。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文学创作才进入一个新阶段，《北史·文苑传序》说：“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 “颉颃汉彻，跨蹑曹丕”自是溢美之词，但也只有这时才真正有值得称述的“北朝文学”，其中北朝诗歌的情况当然也是如此。
北朝文学由于历史、社会和地理的原因，呈现出与南方文学某些不同的特色，《隋书·文学传序》曾比较过南北文学的不同风格：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这则评论常常被引用以证南北文风的差异。其实，这种不偏不倚的持平之论并不准确，江左“贵于清绮”倒不错，河朔“词义贞刚”则未必。除北朝自发的民歌外，文人自觉的文学创作“词义贞刚”还不明显，有些修辞较为质朴的作品并不是“北朝文人舍文尚质”，像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所说那样，而是北朝作家希望“清绮”却不能，多半是“北学南而未至”的结果，其差别只在“五十步之于百步”，“盖南北朝文同风合流，北士自觉与南人相形见绌，不耻降心取下，循辙追踪，初非夷然勿屑，分途别出”（钱锺书《管锥编》卷四）。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载：“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北朝著名诗人彼此攻击对方剽窃南朝作家的作品，至少说明了南朝作家在北朝人心目中的地位，北朝诗人都以南朝同行为模仿的典范。这种同化过程开始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史·柳庆传》载：“苏绰谓庆曰：‘近代已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未已。’”当然整个南北朝文学的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北朝诗歌的发展过程，是受南朝影响越来越深的过程，是北朝诗风不断为南朝所同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南朝诗人的北迁或滞留北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受到北朝人文、地理的深刻影响，又出现了南北诗风融合的现象，从北朝作家身上可以看到文风的“南化”现象，庾信后期的文学创作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产物。
十六国和北魏初期没有留下像样的文学作品，到北魏中后期才产生了像温子升（495—547）这样较著名的作家，北齐时又有邢邵和魏收，他们三人被后世合称为“北地三才”。温子升自称祖籍太原，晋大将军温峤的后裔，他本人生长于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历仕北魏、东魏，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子升有很浓的政治兴趣，也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为人“不妄毁誉而内深险” （《魏书·温子升传》），多次参与北齐的政治阴谋，最后因事败露下狱而死。《魏书》说他的诗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虽然是北方人的“硗确自雄”（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但说明他文学成就在北朝享重名，不失为土著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现存的诗歌仅十一首，有些诗篇明显有借鉴或模仿南朝诗歌的痕迹，如《从驾幸金墉城诗》“御沟属清洛，驰道通丹屏。湛淡水成文，参差树交影”与齐梁诗风毫无二致。倒是少数短诗仍表现了穷塞那股粗犷、倜傥与豪放之气：
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
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
——《白鼻騧》
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
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
——《凉州乐歌二首》之二
前诗通过纵马放荡的行为表现狂放豪爽的少年意气，后首则直抒远行征戍的豪迈情怀，尽管其情稍失粗豪，其语也略嫌粗糙，但二诗都能以简劲之语写高亢之情，不失北朝诗歌那种雄豪的本色。他的《捣衣诗》虽广为人们传诵，可诗情、诗意、诗境和诗语都不脱南朝诗歌的痕迹：
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