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学史 精彩片段：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赋
这一章所论述的是魏晋南北朝至隋朝散文，也包括这一历史时期的辞赋。随着东汉末年经学的衰微，出现了许多“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离经叛道之士，士人们由两汉主要是伦理的存在变为丰富复杂的精神个体，因而魏晋南北朝的文赋在艺术风貌上与两汉迥异：抒情性的文赋大量增加，记叙性的文赋也更能表现作家的气质和个性，连议论文也富于师心使气的特点；散文语言由质朴趋于华丽，由单句趋于骈偶，并逐渐定型为长期统治文坛的骈体文，赋也越来越受到骈体文的影响出现骈化的趋势。
第一节 魏晋文章与辞赋
建安时期年长一辈作家的文章还比较质朴，曹操的文风清峻通脱，孔融的文章气势很盛但不尚华丽，曹丕、曹植兄弟一变乃父古直之风，华靡之习便日益滋长，陈琳和阮瑀的章奏檄文喜欢征引史事和点缀辞藻，不过建安文赋不管是质朴还是华丽，都鲜明地表现出了慷慨多气的时代风格。
阐述魏晋文章得从曹操说起，这位汉魏政坛上的霸主也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东汉作家拘束于礼教，不可能在文章中充分展露自己的个性，摛文结藻又日趋典雅骈丽，所以明人张溥说“东汉词章拘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地位，加之他那自负、强悍、狡诈而又率直的性格，只有他才可以在政坛上翻云覆雨，招揽贤才时敢招不仁不孝之徒，打击政敌时又可以不仁不孝治罪，也只有他才可以为文时“想说甚么便说甚么”，披露胸襟既无须遮藏掩饰，行文结句也不必雕琢对偶，他的文章纵意自如、了无窒碍，这便形成了鲁迅先生所说那种“清峻通脱”的文风。“清”则不冗杂，“峻”则不平弱，“通脱”则无所拘忌。《让县自明本志令》是其代表作：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
本文作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赤壁之败后新定的北方人心浮动，政敌乘机攻击他有“不逊之志”，他为了反击政敌和安定人心，发布了这一道“自明本志令”。令文叙述了自己大半生奋斗的经历，剖析了自己的心志，并从当时形势说明自己行藏出处的原因。“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些话只有他敢说，也只有他能说，语言直率、坦荡而又极有气魄。
比起父亲的雄才霸气，曹丕显得更近情、更儒雅，前人早就说子桓有“文士气”，《三国志·文帝纪评》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刘勰也认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文心雕龙·才略》）。他的文赋和他的诗歌一样鲜明地表现了他这一气质个性，而且可能比他的诗歌取得了更高的艺术成就。他的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是自叙、书札、论文三类。
《典论·自叙》是他自述平生的代表作，他向人们述说自己的爱好与追求，讲自己的骑马之术，射箭之艺，讲自己的弹棋之巧，学业之专：“会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 张溥称曹孟德“多材多艺”，又说曹丕的才艺“不减若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在曹丕这娓娓而谈的叙述中有自负，有自信，但没有狂傲，没有矜夸，读来如听老朋友诉说从前的乐事和现在的心境，觉得亲切随便而又委婉动人。
读他的书信更让人觉得亲切随便，这是由于曹丕基本能做到仁以接物，恕以及下，诚以待友，他在与朋友、臣子书札往返时从不摆太子的架子或皇帝的尊严，如《又与吴质书》：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息。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丕白。
谈对昔日快乐的留恋，谈对“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的感伤，谈对已入黄泉故人的思念，谈自己“已成老翁”而功业未立的惶恐，向知己毫无保留地剖肝露胆，他的思想、情感、个性和顾虑都坦露无遗。
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子桓虑详而力缓”，他不仅善于纵意抒写自己细腻亲切的情感，也长于作理性深刻的思辨，可惜他的学术专著《典论》已经亡佚，书中完整保留的论文只有《论文》一篇。该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文学专论，它探讨了作家的精神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阐述了不同体裁应遵循的文体风格；阐明了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批评了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陋习；还重估了文学在社会和个人事业中的价值与作用：“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文中不少命题和论断对后世的创作和批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管是哪一种题材、哪一种体裁，曹丕文章的语言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在风格上都活泼生动，在形式上都骈散相间，因而他的文风委婉但不平弱，句式整饬而又气韵流动。
曹植一生都希望自己能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可他偏偏在政治上一败涂地郁郁以终；他并不像兄长那样将文学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反而认为文学创作是壮夫不为的“小道”，并对自己“徒以翰墨为勋绩”的生涯大为不满（《与杨德祖书》），但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一生的主要业绩恰恰是文学创作，而且是唐以前的典范作家。张溥称他“集备众体”（《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其文也代表了建安文赋的最高成就。生当天下分崩的岁月，又正值“人之觉醒”的时候，他青少年起就希望能完满实现自我价值，立下建不世之功的大志，敢于蔑视和挑战世俗礼教，这种拯世济物的理想和恃才傲物的性格构成了他散文的基调。他现存的散文体裁主要有四类：辞赋、表章、书札和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