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故事集1：一辆老式雷鸟 精彩片段：
草坪酒会
昨晚我对洛娜说：“你想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吗？”“不想。”她说。洛娜是我的女儿。她十岁了，一个大怀疑家。但是她愿意在我屋里晃悠，说话。“常规干洗没法洗掉那个。”洛娜看到我的仿麂皮夹克上的污迹时说。“真的。”她说，“你得拿到特别的地方去处理。”洛娜自己是怀疑主义者，她也想当然觉得其他人都爱怀疑。
根据卧室门后挂着的柯里尔和艾夫斯石版画☾1☽日历。根据我的手表，也根据我的记忆（后者如果没有前两样会更加敏锐），洛娜和我在我父母家呆了三天了。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槌球比赛，我们家所有在康涅狄格州的亲戚都相聚一堂（甚至我妻子那边的一些）。七月四号，热得要命。我开着电扇，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里（椅子是在我的要求下，我父亲和女佣搬上楼的），在我的老卧室窗边。亲戚们已经在草坪上聚成一堆。他们中大多数人在衬衫或短袖上别着小小的美国国旗，或在耳后别一枚。一个爱国的团体。喝啤酒（原谅他们：是喜力）和葡萄酒（傲美夏布利）的一群。我父亲喜欢这一天胜过他自己的生日。他靠在槌球棒上，给我姐姐伊娃指点球柱的位置。在那里他能更清楚地看到美国国旗。但是如果他已经喝得太多，没法把球柱插在地里，他也许没有注意到珠宝。
洛娜在过去这一个小时里已经来我房间两次——一次是问我要不要下楼参加她所谓的“晚会”，另一次是来说我不参加聚会让大家感觉都很糟——一个可以一挥手就打发掉的说法，可是我没有那只手。我也没有右臂。我有左手和左臂，但我已经不再看重它们了。我要的是右手。在医院里，我拒绝了装塑料手臂和手爪的建议。“嗯，那么你有什么设想？”大夫问。“空气。”我对他说。这需要一些解释。“在从前我胳膊的位置是空气。”我说。他轻轻地点点头表示“哦，是这样”，然后离开房间。
我打算在这窗边坐一整天，看槌球比赛。我会喝洛娜拿给我的喜力，小口地啜，因为我喝了泡沫丰富的一大口以后没法擦嘴。我的左手还在，可以擦，可是谁愿意放下啤酒瓶来擦嘴呢？
洛娜的母亲离开我了。我现在想到她只是洛娜的母亲，因为她对我明确表示不愿再做我的妻子。她和洛娜搬到另一间公寓了。她自己离开我似乎没有更快乐，还经常来看我。我们不再提及我是她的丈夫，她是我的妻子这一事实。玛丽（她的名字）最近坐渡轮去看自由女神像。我呆在这间屋子的第二天，她冲进来，跟我解释她不会出席槌球比赛，却向我报告她昨天去了纽约，坐渡轮去看自由女神的新闻。“城里怎么样？”我问。“棒极了。”她让我放心。她去了卡耐基熟食店，吃了奶酪蛋糕。她不来看我的时候，就写信。她对于我什么时候离开公寓去我父母家直觉很准。她在信里常会告诉我洛娜的事，尽管不再提洛娜是我的孩子。事实上，她有一次发泄怨气的时候还诡秘地暗示洛娜不是——但是又收回了这话。
洛娜深受我父母宠爱，我父母很富有。这个，玛丽常开玩笑说，才是她嫁给我的理由。实际上是因为我的魅力。她觉得我好极了。如果不是我爱上了她妹妹，我们之间会一切顺利。我做得够正当：在婚礼前我爱上了她妹妹，我提出将婚礼延期。玛丽喝醉了哭。我为什么这么做？我怎么能这么做？她要离开我，但是她不愿将婚礼延期。我请求她离开。她喝醉了，大哭，不愿走。我们按计划结婚。她再也不跟妹妹有任何往来。我却相反——奇怪有多少事不能再提——一有机会就去见她。帕特丽夏——是她的名字——跟我一起出差，跟我一起午餐和晚餐，开我的车，车翻下公路时她开着。
我醒来的时候，玛丽站在我的病床旁，她面孔扭曲，俯视着我。“我妹妹自杀了，她想带你一起去的。”她说。
我等着她满怀怜悯地扑进我怀里。
“你这是活该。”她说，然后走出了房间。
我的左臂在挂点滴。我想知道自己的右臂是否接了什么东西。转头很疼。我的右臂是自由的——到底有多自由我当时并不知道。过了一阵子，医生告诉我，绝没有可能我妻子在病房里的时候我的胳膊还在，而后来——她离开的时候没有了。不，绝不可能。手术是一次性截肢，我看到我妻子时是术后恢复阶段。我试着用另一种方式接近真相，不把玛丽包括在内。玛丽来病房前我不是有意识的吗？我不是看到了胳膊吗？不，我丧失意识了，什么也没看到。真的，不是。理疗师，精神病医生和医生带来的牧师都点头，飞快地一致同意。不过很快我就能有假肢了。我说我不想要假肢。就是那时候我们讨论了空气。
上周三是我生日。我对所有人都没有好脸色。厨师贝茨太太给我烤了胡桃仁巧克力豆曲奇（我的最爱），但是我直到她回家时也没有吃。母亲送给我一件红色丝绒衬衫，我暗示这不合我意。“哪里不对？”她说。我说：“袖子太多了。”我以前的学生班克斯晚上来看我，他不知道这天是我生日。他二十岁，是一个害羞、瘦削、毛发浓密的家伙——一个画家，一个真正的职业艺术家。我非常喜欢他，连我父母家的电话都给了他。他带来了最近的作品让我过目，一幅裸女的帆布油画。我们围坐在生日蛋糕旁，我问这个女的是谁，班克斯回答说是一个职业模特。后来在后院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她是他在公交车站发现的。他说服了她，理由是她不想一辈子等公交车，然后把她带回自己的公寓，为她做了一顿牛排晚餐。那个女人在他家呆了两天，离开的时候班克斯给了她四十美元，尽管她一分钱也不要。她认为他把她画得很丑，想得到些安慰——自己的臀部没有那么厚重。班克斯告诉她这不是一幅具象派的作品；他说是印象派。她给他留了电话号码。他打过去，那个号码不存在。他不明白是为什么。他回到那个公交车站，又找到了她。她叫他走远点，否则就喊警察。
啊，班克斯。啊，青春——如果能回到二十岁，而不是三十二。上课的时候，班克斯会戴着耳机听随身听的音乐。他把画框钉在一起的时候会吃糖果棒。班克斯不是在嚼东西就是在唱歌。有时他忘了，会在课上唱起来——一阵怪异的尖啸，和着某种我们其他人都听不见的曲调。学生们怨恨班克斯，要么是因为他的才华，要么是因为他吃东西或者唱歌，要么就是他在女人那里无往不利。班克斯在洛娜这里获得大大的胜利。他告诉她她长得像碧安卡·贾格尔☾2☽，她激动极了。“你为什么不买一双她那样的松糕鞋？”他说，她的眼睛欢喜得皱在一起。他给她讲了一些哥白尼的趣事；她告诉他一些舞毒蛾的习惯。他走的时候，吻了她的手。我看到她如此开心，心下安慰。我从来都不能让她开心，正如玛丽一直告诉我的。
我教书的学校有人写信来了，说希望一切安好，我秋天就能回去上课。我的右臂没了，这样教绘画就不大容易了。不过，人们记得晚年的马蒂斯。有志者，诸如此类。我的系主任送过两次花（一次是各色花卉，一次是郁金香），系主任自己也在一张祝福卡上写了话。卡片上有一只小兔子，望着一道彩虹。班克斯是唯一一个真正吸引我回去工作的人。其他人，班克斯跟我说，都“烦人得很”。
现在来了个访客。丹妮尔，约翰的妻子，上来瞧我了。约翰是我哥哥。她给我拿来一罐开了口的啤酒，一言不发地把它搁在窗台上。丹妮尔穿着一条白裙子，上面有小海豚，跃起的时候微笑。前胸对面的地方，并无奇迹。